材料一   1922年11月，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以大总统令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此改革案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学校系统改革案》列有七条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摘编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   抗战爆发后，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是……学科要调整，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胡适向蒋介石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据《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奇迹》

材料三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同志亲自召集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征求大家对当务之急问题的意见，即“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邓小平把招生与选拔人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得更为透彻。他说：“在人才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他进而说：“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关心招生，并将其作为大事来抓；同时把招生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放到同等重要地位来看待，足以见其对国家民族复兴的深谋远虑，百年树人的远见卓识。

——摘编自《全面领会理论，科学对待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