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历来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因素和谐融合才能产生、发展万物。如和六律才有悦耳动听的音乐，和五味才有香甜可口的佳肴；如果都是同一个音符便不成曲调，都是同一个味道饭菜就不好吃。把一样的东西简单加在一起，不是真正的发展，更不是创新。
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首先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重要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为西方学者所认同。意大利理论家恩贝托·埃科1993年访问中国，他在演讲时说：“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而是要来了解中国的龙。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正好相通。
文化互通共存已成为21世纪的主旋律。这首先是因为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经济全球化，造就了全新的国际社会环境，原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地位后，面临着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任务，而本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身份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又大大促进了各种“统一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是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部分，而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其次，20世纪以来，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即从逻辑学范式过渡到现象学范式。逻辑学范式关注的是将具体内容抽空后概括成的简约的共同形式，某种形而上的绝对原则，现象学范式研究的对象则不是抽象形式，而首先是具体的本体，是一个不断因主体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空间，过去，认知的开始是公式、定义、区分和推论，然后将相对确定的客体定义、划分、归类到我们认识论的框架之中。现象学范式的思维方式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并带来新的进展。这种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上，就是强调从他者视角观察，而他者首先是不同于自我的、以差别为基础的对象。
当然，文化上的差别共存并不是静态的、被动的、互不相干的。能使物“丰长”的“和”，首先是一种能产生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带来新发展的“生成性对语”。这种对话不是各说各话，也不是统一思想，它要求对话者各有其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对话的目的不是融为一体，而是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
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重要核心价值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根本态度，应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热爱，对他人文化的尊重了解。唯有各种文化都这样做，才能产生互动和共鸣。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大潮中，我们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并弘扬自我，也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
（摘编自乐黛云《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