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但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一代文人为时代而创作的使命感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前提。唐代文人们在不同时期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的情怀，创作出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李白在《古风》其一中写道：“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他认为开元年间复兴了尧舜的太平之世，才子们纷纷乘此时运，各展才能，写出文质兼备的诗歌，自己更是希望著述照耀千秋。而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则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中唐时期，社会危机重重，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许多讽喻诗广泛触及中唐各种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
文学高峰的形成与文学风气、文学形式大力变革有关。以诗歌来说，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浮靡，唐朝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提出要廓清“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继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到初盛唐之交，张说和张九龄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以建安气骨为核心的“盛唐气象”形成。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尤能引起后人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时代环境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产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乡太久儿童不识的情景寄寓着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触，这正是多少人老来还乡的共同体会；“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既是王维的心情，又超出了时空地域的局限，为后人所共有。
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三方而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所追求的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