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与应答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我真心崇拜那些打来电话时，并不立刻迫使你进入话题，而是先倾听并尝试体会你情绪的贴心的电话推销员。这就是“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心情跟她交谈时，我首先对她的周到表达感谢的原因。随后我礼貌地回答她，我没有这个心情。
“因为我刚刚不巧摔进一个洞里，碰伤前额和脚。所以时机实在是不合适。”我解释道。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我的脚踝一定断了。这洞很深，要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可出不了洞。所以我什么时候能与人通电话，取决于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以及医生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我或许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提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明天也许挺好。”
“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在听了我闪烁其词的回绝伎俩后责备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儿子列维留给我妈妈带，两个人外出，所以她有点儿烦躁。“你干嘛就不能直接说‘谢谢，不过我对你推销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买或租或借的兴趣，所以请你这辈子都别再打来了，如果可以，下辈子也别打来。’随后在简短的停顿后来一句‘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挂断，其他人都是这样干的。”
我不觉得其他人对德芙拉的态度像我妻子说的那样强硬恶劣，但我必须承认她说到了点子上。中东人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对必死的命运体会更深，这导致大多数中东人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待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我虽然也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上门推销的小贩，或在电话里向我推销的熟人。但是“电话推销”加“陌生人”这个诡异组合麻痹了我，在一秒之内，我就想象着电话那端的人由痛苦和屈辱生活导致的挫败的面庞。我给他设想了一个站在他四十二楼办公室窗边拿着无绳电话跟我平静交谈的画面，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再被该死地回绝一次就跳下去！”在一个人的生命和被每个月仅仅九块九毛九谢克尔的“气球雕塑：全家无限欢乐”电视频道节目套牢之间，我选择生命，至少在妻子和经济顾问礼貌地要求我停止这样做之前这样选。
从那时起，我发明出一套“外婆战术”——我召唤出一个女人，为她安排了好多虚构的葬礼，用来摆脱这些琐碎无聊的来电。但我既然已经因为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的关心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并摔了进去，在接到她的来电时只好让肖莎娜外婆安息了。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德芙拉第二天来电时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比昨天合适。”
“我的脚现在出现了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给您，”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了一次电话就放弃了。做电话民意调查的人和上网流量包销售员也许会再打一轮。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儿猝不及防，“您过得怎么样？”我想出答案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您可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四个频道，涵盖世界上的各种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我对您失去亲人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息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真得挂电话了，轮到我致祷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会再打电话过来。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这个节目包非常适合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