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它是那么自由。’”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漂泊了那么久，她将写作奉为宗教，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自由地创作，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
漂泊将近百年过后，萧红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除了她小说般戏剧性的爱情，还不可忽视她深处的大时代背景。动荡的时代，匮乏的物质反而造就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亢奋和对信仰的执着，也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 “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她追求的是不同寻常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1942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几年间，她的轨迹遍布各地，从北国到粤港，从西北到日本。她原本可以停下来，但她依然选择了漂泊。我们辗转走访这些站点，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几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1942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作为女性，萧红自己也说：“这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蕻良并与之南下香港，更是在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她的漂泊似乎也从被动的行为转为一种主动的习惯。尤其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家国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因此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从此萧红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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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和萧军虽然都被列为左翼作家，但实际上至少萧红没有那种明显的红色热情，且对政治十分冷漠。后来舒群曾劝她去延安，被她拒绝了，唯一的理由是她害怕再过斗争的生活，她需要安慰，需要家庭，需要温暖，她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找，最后她找到了端木蕻良。她一旦告别了斗争，就告别了那个时代，因此她的黄金时代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味道。
（摘自李菁《萧红：逃不出的命运》）
“百度百科”相关注释：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 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萧军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并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1月22日，萧红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去世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