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食指：我这样写歌
李翚 庄劲扬
“我就是喜欢写诗，就是写了几首当时那个环境下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诗”。2009年10月食指在中国诗坛第一次专门为他举行的作品研讨会上，作了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希望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不要用“大师”、“英雄”、“先驱”这样的词句来界定他。
研讨会期间，食指大多时候都是低着头默默地聆听、记录，只是偶尔对专家们坦诚地对他的诗做出“文本还不够精美”、“部分诗歌在语言的美感方面还欠火候”这样的评价时，抬起头来频频点头。在历时近3个小时的研讨会结束时，主持人请他再次致辞，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朗诵了他的诗作《我这样写歌》：“这首小诗完成的一刻／结束了一切精神的折磨／别人以为是不修边幅／其实我早已失魂落魄／……一个人承受心灵的寂寞／年年如此，日月如梭／远离名利，远离污浊／就这样在僻静荒凉的一角／我写我心中想唱的歌”……
诗人喜欢朗诵。南京大学的文学评论家傅元峰副教授说，食指是那种能背下自己所有诗的人。食指点头，“这都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
食指在诗作《世纪末的中国诗人》中说自己是“自幼追求艺术的一生”。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中考失利，他很可能成为一名天文学家。“都是5分的特优生，居然没考上，只好学文了。”
“我是从一些批判文章里偷学的”，食指有些狡黠地笑着谈到了他的诗艺学习之道。
“ 文革”期间，几乎读不到什么书了，诗歌也都是政治口号语体。但食指却找到了自己的源泉。他从《文学评论》里读到了那些作为批判对象的外国诗歌，虽然大多只是片段，他也觉得太美了。
食指偷学的第二个源泉是刘白羽的藏书。当时刘白羽已经被造反派打倒，书房被查封，里面有很多国外的诗歌集，食指就和伙伴们从天窗翻进去“借”书来翻阅。
第三个源泉是当时能够公开出版的国外近代诗人的诗歌，普希金、拜伦、马雅可夫斯基等等，他都阅读吸收。
而让食指感到尤为幸运的是在写诗的起步阶段得到了“高人指点”，这“高人”就是何其芳。何其芳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黑帮分子”，当时已很少有人敢去家里看望他。食指在中学课本里就学过他的诗，很仰慕他。食指回忆那天去何其芳家的情形时说，那是1967年夏天的一天，我穿一条短裤，一件背心，像小孩一样。何其芳的女儿何京颉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虽然当时郭路生只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可父亲没有把他 当成是小孩子，而视他为同辈人，与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新诗的创作、发展，诗歌的韵律、语言等等，对郭路生所提的问题也一一做了认真细致的解答。”
从那以后，食指就经常带着自己的诗歌去何其芳家向他请教。他说，“何其芳把我引向了正道”。遗憾的是，不久何其芳就离开北京，而食指也于 1968年12月下乡去了……
1966年——1969年，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论调甚嚣尘上，一派“全面内战”之势。食指却在这几年里完成了他“最为辉煌的青春期创作”，大部分代表作都是这几年写的，诗人林莽认为食指的这些作品“是对那些心灵命题的记录与回答”。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食指1968年12月作为知青去山西时，在火车上写成的。他写道：“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翻译家戈宝权的女儿戈小丽当时与食指一起下乡到了山西杏花村，她在回忆文章中说 “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食指的诗很快就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
食指觉得幸运的是，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只集中在他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上，而没有完全解读他的那两篇长诗《鱼儿三部曲》和 《海洋三部曲》。按那时的标准，这两首才是真正的“反动”诗，都直接指向了“文革”与红卫兵。
“幸好我的诗只是在传抄，而且传到上面的是些短诗，躲过一劫”，食指这样说。
1973年，在青春还在奔放地燃烧时，诗人却在理想幻灭爱情受挫的打击下精神抑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从这一年第一次住进北京第三福利医院，直到2002年，食指在这家精神病疗养院断断续续住了12年。
即使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食指仍然坚持思考，坚持写诗。“我知道进福利院是一种沉稳，于是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对待人生”。
2002年他从福利院走了出来，有了新的家庭，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