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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以资料的荟萃和梳理为基本特征,主要呈现出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立足事象本位,着眼于民俗事象的历时性钩沉,如民俗学的单本著作和丛书之名一般是以某种民俗事象为前缀、以“民俗(或风俗、习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则往往是“上下千百年,纵横千百里”;另一种是立足区域本位,着眼于某一政区范围内民俗事象的分类铺陈,著作之名则一般是以政区单元为前缀、以“民俗(或民俗志、民俗通志等)”为后缀,其书写模式追求面面俱到、不避琐细。细察之,上述成果基本上是秉持民俗即“文化遗留物”的观念而进行的文献研究,对于民俗的描述以粗线条勾勒为主,学术贡献有限,但如果将之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与整体学术生态中来理解,自会发现其价值所在。

    始发于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调查热潮,意味着中国民俗学者自觉走出书斋,来到田野现场,在与活生生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观察民众的具体行为与口述表达,由此掀开了注重民众主体之文化活用的新篇章。更可贵的是,伴随着研究方式的转变,在研究目的的设定方面也有了新的追求。特别是在刘铁梁大力推动的“走向村落”的研究范式中,将村落视为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以“显微镜”式的方式观察民众日常生活,就更有利于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心理世界,理解民众的文化创造。

    民俗学既然是一门研究生活文化传承的学问,自然就应该关注民众个体的生活史、生命史以及精神世界,探索个人、群体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态势。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确努力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其中有两个学术方向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对“家乡民俗学”的持续深化。“家乡民俗学”似乎最早是由安德明提出的,并迅速得到了多位民俗学者的呼应。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以自家亲属为田野调查对象,通过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以及同处一个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感同身受,在细描基础上加以学术分析,兼具人文关怀色彩,引起学界广泛注意,刘铁梁称之为“注重身体感受的民俗学”。

    二是在“礼俗互动”的框架中理解民俗传统,关注在国家进程与地方社会发展中的民众作为。张士闪将“礼俗互动”视为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质,提倡将国家进入乡村的历史过程、乡村对于国家的想象与运用等,纳入民俗学的研究框架之中,由此开启了许多新的话题,如国家礼仪对于民众心理的潜移默化作用,“礼俗社会”中国家政治与民间自治之间的联合运作机制,礼俗互动逻辑与乡村公共机制的形成,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的并置与连接,等等。

    在上述两种研究模式中,无论是在“家乡民俗学”研究中对于民俗主体与研究主体的相互贴近的尝试,还是“礼俗互动”研究对于民俗概念的传统边界的拓展,都暗含着对于“民俗”的更加宽泛的理解,以及对于民俗主体——民众的心理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努力贴近。为此,上述两种研究模式都注意将国家历史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但其侧重点却有明显不同;“家乡民俗学”追求的是以小见大,礼俗互动研究则试图提纲挈领地关注民众生活整体,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毕竟,应将地方社会中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生活细节,视为更宽泛的社会过程的基本元素,而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也需要在地方生活的具体细节中来理解。

(选编自《边界视角: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发展脉络考察》,李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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