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过年。
②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脚踩下去,“咯吱咯吱”，听着这声响,我心里充满了喜悦。
③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揣摩外面的世界。
④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汉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稳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纸裁成，针线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大拇指和食指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⑤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要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限。吃的不用花钱，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母亲自己做，很少吃菜；穿的也不用花钱，家里有织布机，公家按人头发的布票极少用——偶尔买几尺布为孩子做新衣裳。 盐，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⑥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我拔猪草使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小心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镇走去。
⑦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双庙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绛帐镇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大地方的火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⑧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小干部模样——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几乎快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 身看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噗通噗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那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我没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带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那好吧。”
⑨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攥住布兜，麻利地解开口袋，他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⑩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工，宛如天仙。
我在坡口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路上，我痛苦地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母亲忙碌一天，天未亮即起，暮色四合方收工，一日三次劳作，也就像母鸡下了一只不大不小的蛋。生产队男劳力每天十分,女劳力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我 家的那只来航鸡，平日里隔天产一只蛋，心情好的时候，每天拱出一只热乎乎的蛋。偶尔会有一只鞭炮炸响，那声音异常好听，年就在跟前。过完年我又长了一岁，那时我盼望一夜长大，好帮母亲一把，哪怕每天只挣四分工——半只鸡蛋的报酬也好，我至少能像母鸡那样有用了。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使劲踩着窟窿，比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它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 气，但大人们都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 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有一次，我梦见路上躺了无数枚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桀骜不驯的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
这便是我对钱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