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小站
柳青
春雨刷刷地下着。透过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小街两边的店铺已经点起了灯火。由于春汛，渭河的渡口暂时取消了最后一次摆渡，旅客们都陆陆续续进了这个旅馆或那个旅馆，只剩年轻的庄稼人梁生宝，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一条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破席棚底下。
来这里买稻种的生宝，碰到一个难题。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连睡大炕也要两角钱。他从家乡起身时，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心想：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眼前刷刷的春雨却把他搁在了这个小站。
“把他的！到哪里过一夜呢？”
站在这异乡的陌生小街上，生宝的心却回到渭河下游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是多么困难啊！起身时收集稻种钱，难着哩！其他互助组的庄稼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也是作为组长的他先垫着。生宝心里明白：他带来了多少钱，要买多少稻种，还要运费和来回的车票。他怎能贪图睡得舒服，多花一角钱呢？
从前，汤河上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郭县地面有种叫“百日黄”的急稻子，秋天割倒稻子来得及种麦，夏天割倒麦能赶上泡地插秧；只要有肥料，一年可以稻麦两熟。
任老四曾经溅着唾沫星子感激地对他说：“宝娃子！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娃们就有馍吃了嘛！”
“就说稻地麦一亩只收二百斤吧！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哩！生宝同志！”这是区委王书记开会时拿眼睛盯着生宝说的，生宝明白：那是希望和信赖的眼光……
“我哪怕就在这席棚底下蹲一夜哩，也要省下这两角钱！”生宝对自己说，度过了讨饭的童年生活，十三岁就给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青年时代又在秦岭荒山里混日子，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作“困难”！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可他知道继父梁三不这么着想……
一九二九年，生宝跟着他妈夹在衣衫褴褛的人群中，逃难到下堡村，是继父梁三的草棚屋收留了他们。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了，再后来租不到地，连父亲留下的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可自从草棚屋里有了生宝母子，曾经被命运打倒的梁三，又开始创立起家业来，他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可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榆树已经比碗口粗了，家业依旧没创起来。
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梁三家分得十来亩稻地，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突然就有莫名其妙的精力，见天天不亮就开始忙乱起来，但对于生宝也渐渐生出许多不满。
看见郭振山家盖瓦房，他心里气：“你把俺生宝拉进党里头做啥嘛？你弟兄三个外头有人干事，屋里有人种地，你们积极得起啊！可俺家里的地怎弄哩？”
听说生宝担任互助组组长，他冲到老婆跟前抱怨：“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成天不着家，啥时才能创立咱自个儿的家业？”
这次买稻种，老汉照旧不高兴：“谁见过汤河上割毕稻子种麦来？等碰破了脑壳后，你才知道铁是铁，石头是石头。”
想到这，生宝觉得有必要回去后认真地跟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啥不同。爷俩使足了劲种地，的确年年粮食有余，然后有力量买地。可像任老四家那样的，劳力软、娃多，离开互助组就搞不好生产，就得年年卖地。那十年八年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他爷俩名下了！
想到能改变继父的想法，生宝满脸堆起笑容，他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碗汤面，然后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在那些七凑八凑来的人民币中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
踏着土街上的泥泞，生宝从饭铺跑到车站票房。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全部情况；划第二根洋火，选定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把麻袋在地上铺开来。头枕着过行李的磅秤底盘，生宝和衣睡下了。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
票房外头，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是凉的，可生宝心中是热的……
（节选自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有删改）
【注释】互助组：指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为解决各自劳动力、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而建立的劳动互帮互助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