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初,“各地赋税每亩不过升斗”,但苏、松、嘉、湖等地有“每亩课至七斗五升的。宣德中加至一石以上,正统中又加至二石以上。弘治十五年松江府纳粮百余万石,多于金闽八府一州五十七县之输将”。当农民忍无可忍,社会面临动荡、战乱的危机时,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某种“自救”性质的改革运动,……从农民的角度来说,由于始终被皇权专制制度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早已吃够了“旬输月送无休息”的苦头,现在能够在重税、重役的压迫下喘一口气,因此还是欢迎统治者的某种“改革”措施的,社会秩序甚至可能由此暂时安定下来。但问题是,在皇权专制的无限政府的强力冲击之下,“改革”的那一条脆弱的“防线”根本无法阻挡“正税”之外再次出现新的杂税浪潮,农民哪里还有生路?于是,新的农民革命就又在酝酿之中了,最后,整个社会无可逃遁地坠入灭顶的深渊。
--摘编自李炜光《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赋税之弊》
材料二:1295年,英国由于战争的频繁爆发再一次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英王爱德华一世召开了由世俗贵族、教会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代表参加的会议,代表们就征税额与国王达成了一致协议。这次会议被称为“模范国会”,标志着英国议会的诞生。议会诞生后,开始利用手中的“钱包权力”限制国王的权力。1297年,议会强迫爱德华一世签订了《宪章确认书》,征税须由议会同意即成定例,议会初步取得了对国王征税的批准权。从14世纪开始,议会逐渐取得了财政监督权。从征税权到财政监督权,议会的财政权不断扩大,这样议会和国王围绕征税权所引发的斗争更加激烈,并最终引发了1640年的内战,随之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
--摘编自马金华《财政现代化与近代英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