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百年新诗历史中，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而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自20世纪末以来，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呈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表现大众生活，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而坚守古典诗歌的传统，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诗坛也没有缺席。他们用文言创作的格律诗词表现社会生活，他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
努力锤炼诗歌语言的艺术精度，是每个中国诗人的天职与担当。诗歌是一门与语言有关的艺术。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也是诗歌语言越来越典雅精美并且富于活力的过程。《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出现的新诗等中国诗歌的语言运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美绝伦，成为我们民族气质的体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鲜活且有生命的语言，拒绝粗鄙低俗的诱惑，拒绝空话套话的侵蚀，不仅考验每个诗人掌握语言的分寸和技巧，更能呈现诗人文化修养的成色。
（摘编自叶延滨《回应时代的呼唤是诗人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