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最新消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获奖。这几部作品都有很强的现实主义风格，书写对象囊括古今，既有民间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也有知识分子在象牙塔内外的众生相。
每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前后，都会引起文学圈内外的一阵喧哗，媒体与出版圈也做足了准备，舆论场上各种争鸣之声也随之兴起。众所周知，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遗愿设立的文学奖项，旨在鼓励中国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获奖者基本都会被纳入当代文学的“著名作家”行列，获奖作品也会进入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序列，并经过传媒出版的作用，这些作家作品会被更多文学圈之外的人所熟知。事实上，在纯文学不断被唱衰的现实形势下，很少有茅盾文学奖这样的“文坛大事”能引起外界的关注，这也赋予它更多非纯文学层面的意味。
（摘自《凤凰新闻》）
材料二：茅盾文学奖作家分布地图
（近几年茅奖作家分布图，出自张石欣《谁动了茅盾文学奖的蛋糕》）
材料三：
对于茅盾文学奖存在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不少读者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商业介入文学并对文学构成负面影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此影响背后隐含的不安是，谁关心评奖?谁关心作品？
近年来评奖前后出现的波澜、责难和遗憾，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了作品之外，种种因素令每次评选结果都摆脱不了人为活动的痕迹，这也使得茅盾文学奖的公正性受到挑战。而纵观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奖”，却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诺贝尔文学奖”有严格公开的评选程序和提名、筛选过程。通常每年推荐候选人有1000—2000人，瑞典政府和挪威政府无权干涉评选工作，不能支持或反对被推荐的候选人。
人们对茅盾文学奖的期待同样如此，那就是公正透明，坚守文学精神，承载文化使命，而非一味“平衡”，考虑各种因素，各种关系，让一些平庸之作顶着“茅盾文学奖”的桂冠，如此用不了几届，“茅盾文学奖”的精神价值和品牌价值都将受到损毁。
（摘自《新时代文学的出路》）
材料四：
从文学史的脉络看，上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成就突出，但长篇小说的大规模崛起，还要等到90年代后。虽然不少作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放弃了对革命叙事的追求，但宏大叙事成为90年代不少作家坚持的路径，这可能并不是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层面上的考虑，而是文学发展内部规律演进的结果。经过80年代各种文学实验后，短促的文本叙事已经无法承担更多深入的书写，莫言、贾平凹、余华等作家都在90年代后呈现出“长篇现实主义转向”的特征，《生死疲劳》《废都》《许三观卖血记》等一大批经典作品诞生。因此，即便排除官方话语对文学形式的引导，由这一批占据纯文学话语权的经典作家形成的书写路径——现实主义与时代性、史诗性也成为茅奖的评选标准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茅奖的作品及其评选机制，正是在上述官方引导与经典作家作品的影响下，不断模仿与创新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曾用“场域”的理论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的文化场域上，资本与权力扮演的角色同样关键。评出茅奖作品，既是当代文学初步经典化的轨迹，也是文学场域中各种话语权相互博弈的过程。评奖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纯文学意味上的活动，也是一个“文化政治学意义上的实践”，通过对茅奖作品的征集、确立、发布以及之后的研究、争鸣，官方的文学机构对文学场域发挥着了解、调控的作用，而普通读者的态度，也会被当成某种舆论态势，其中混杂的知识界内外的立场，往往也会被当成一种可以分析的文化现象。
（摘自王潇祥《冷眼看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