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7）》界定的“网红”具备三个特征：首先，“网红”必须来源于网络，具备网生性，而不能仅仅是线下名人的线上化；其次，“网红”要能够凭借优质的内容和个人魅力聚集粉丝，并能够对粉丝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产生影响；最后，“网红”必须是具备传播渠道的独立个体，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象征性的符号。报告将“网红”分为五种类型：电商网红、视频网红、直播网红、图文网红和事件网红。
按照这种界定，这份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网红”群体的粉丝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2016年5月，仅微博平台的“网红”粉丝规模就已达到3.85亿人，在微博平台粉丝中比重为28%，仅次于娱乐明星的43%。
报告还分析，“网红”的粉丝主要为17至33岁的高学历人群，“网红”与粉丝在年龄和学历程度上存在极大的相似性，这使得“网红”与粉丝往往拥有相似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之间也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摘编自《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7）》）
材料二：
（摘编自艾瑞咨询《2017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
材料三：
作为互联网新技术发展的一种“伴生物”，“网红”并没有原罪。但在看得见的“资本”的诱惑下，“网红”直播平台出现的参差不齐和鱼目混珠现象还是值得警惕。一些低俗的网红直播，对于未成年人和主流社会道德价值观，都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侵蚀。一些低俗网络直播抓住了当前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的空子，呈现出“野蛮生长”的不良态势。而要规范网络直播的有序发展，关键还是要建立有针对性和相适应的网络直播监管体系，并辅之以有效的惩戒措施，让低俗直播不敢播、不能播。当然，有效的监管体系，也要做好责任的分配，只有各个相关责任主体明确分工、紧密合作，才能让网络直播的监管之网越扎越牢。
（摘编自郝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红”》）
材料四：
正因为“网红”的一举一动和无数互联网用户的“体验”息息相关，决定了人们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还应作为需要引导和规范的社会文化现象。移动互联时代，影响力越大，社会责任越大。尤其是考虑到那些关注“网红”且深受影响的青少年，“网红”经济更应有益于世道人心。从公众的角度，“网红”就是那些通过网络走红的人。既是能在自身的专长领域发挥到极致的草根达人，也有凭借爆料隐私、行为出格、装萌邀宠走红的各色人等。甄别良莠、择其善者而从之，应该成为社会公众的自觉意识。
互联网的兴起荡平了传统社会的成名壁垒，创造了成为公众人物的平等机会，使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独特的才能获取关注度和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网红”需要善意运用自身影响力、主动维护社会公序良俗，让“网红”经济真正成为创业创新时代的一道风景。
（摘编自韩立勇《“网红”经济应有益于公序良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