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愿文是信众在造像发愿或者还愿时表达祈福禳灾及颂赞而撰写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长江流域这些为数众多的佛教造像愿文，是敦煌佛教造像愿文在时空上的一种拓展和延续。从时间上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从西魏延续到宋代初期；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则主要涵盖元明清三代乃至民国初期。从空间上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的书写者主要活动于敦煌及其周边地区，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的书写者则遍布于以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为主的广大长江流域。
从愿文载体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一般写或者刻在主像下方的龛壁上，不可移动，观者可以直接看到。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主要以纸质或者丝麻织品为文本载体，用毛笔书写好之后折叠藏于造像背龛之内，然后以漆髹封，与整个造像浑然一体，不易被外人发现。从行文特征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除了记以外还有颂或铭。铭或者颂在记之前，或长或短，以骈体文写作，辞藻华美，讲究用典。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绝大部分都没有铭或者颂，文辞多浅显。
从出资造像行愿者的社会地位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一般都是社会中层以上的信众所写，而长江流域佛救造像愿文普遍都是社会底层百姓所为。
从愿文所包含的信息量来看，长江流域造像愿文与敦煌造像愿文，在信息类别和信息层面上，既有高度的趋同性，又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如在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元明清时期不少有关人口迁徙以及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从行文格式来看，敦煌佛教造像愿文尚不稳定。长江流域的佛教造像愿文则已经开始规范化，甚至出现了一些雕版印刷的填空式造像愿文。
长江流域的明清佛教造像愿文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造像活动都是家庭或家族的集体行为。而敦煌佛教造像愿文则显示其造像活动大多是个人行为，因而在题记中只记录单个的造像者姓名。如果该造像者曾有过从政经历，则把官街全部写上。
长江流域佛教造像的发愿往往都是希望作用于活着的人，以“男增百福，女纳祥”“人口清吉.六畜兴旺”等最为多见。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则是因为在生活中遭遇了特殊的困难而造像，希望得到神灵庇佑以便渡过难关。例如多年无子，妻子久病服药无效.或为保胎，或为营造新屋等，都是发愿的重要原因。在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中，往往显示为已经道去的亲人如七世父母、亡父亡母、亡兄等造像，希望他们可以“速登常乐”“一时成佛”或“齐登正觉”。它们反映出来的是信徒对于佛教的一种虔诚态度。因而发愿往往十分宏大，尚未见到因遇到具体困难而发愿造像的情况。
通过上述初步比较和研究可以看出，敦煌佛教造像愿文与长江流域佛教造像愿文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由简至繁、由粗渐精的发展脉络。其中，造像愿文撰写的程式化和规范化是二者最大不同之处，也是佛教造像愿文文本形式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在内容上，长江流域的佛教造像愿文抛弃了繁缛的修辞以简沽明了的文字表达了造像者的造像愿望.折射出了宋元明清以来佛教在中国南方发展的某些情况。
(摘编自胡彬彬、吴灿《长江流域与敦煌佛教造像愿文比较初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