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思想始终作为政治哲学讨论的课题而存在着，儒家的思想内部同样具有一种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先秦儒学中的大同世界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天道”的本体论之上。而“天道”往往被视为超越世俗政治的法令，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其次，儒家认为，在大同世界中，人们把公共利益视为普遍性的追求目标。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就是以最和谐的公共价值观包容多元的差异。第三，大同世界的另一现实表现是文化层面的“大同”。但大同思想没能在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实现，而真正通行于中国两千年政治社会的是以“家国一体”为核心的小康礼制。小康社会的出现标志着私有制的形成和对氏族公社制度的打破。“天下为家，各亲其亲”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公天下”向“家天下”的历史蜕变。
尽管“公天下”没有在现实层面得到落实，但宋明时期的儒者却通过吸收佛教思想，把空想性的“大同”观念转化为一种 以道德实践为核心内容的共同体思想。任何一种共同体理论都是建立在人格平等、互信互爱的基础上，与佛教倡言“慈悲为怀”“众生平等”“万物皆具佛性”的理念有相通之处。宋儒受这种观念启发，也认为虽一草一木亦具心性与天理。他们的思想重心已经由大同世界的制度设计转为通过心性修养成为达到万物一体境界的人，并将整个世界看作自己的家庭。不过，宋儒讲“万物一体”，似乎更倾向于展示宇宙间人与物的关系，尚未能在人我交往的社会现实中展开。直到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以亲民为工夫，将宋儒“仁体”落实到具体的人我交往之中，才真正建立起一种普遍性的道德共同体。在王阳明看来，若要使仁德作用于天下，就必须将道德的自我涵养与泛爱万物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即明明德与亲民的统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文化也趋于多元化发展。世界各国联系不断加强，同时国家竞争纷至沓来，意识形态冲突、国家利益至上、狭隘民族等问题愈演愈烈，严重危及共同体的良性运转。那些憧憬采取“华盛顿共识”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路线就能改变本国命运的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腾飞。反观中国高歌猛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儒家的共同体思想就凸显出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方案追求的不仅仅是自身发展，更是带动周边国家、带动世界共同发展。中国的儒家尊重所有的文化，包容所有的文明，强调建立一个以尊重、平等、包容、共享、和谐、多元为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携手与共去应对各种人类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摘编自刘培功《从“大同世界”到“万物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