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汉文帝即位之时“汉兴二十余年”,拥立大臣们如周勃、陈平等人对汉文帝既存期待之心,又有考察之意,随时可以废立皇帝。决策层一方面,“多质(朴实、粗野)少文(文化)”,缺乏“为国远虑”的谋略,另一方面,“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看不到当时社会出现的新矛盾,反对“纷乱诸事”。汉文帝首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他认为,“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闻河南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少年贾谊,“帝召以为博士,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即使贾谊触讳,也不予怪罪。袁盎其父“故为群盗”,其本人曾“为吕禄舍人”,“遇孝文初立,资适逢世”官至中郎将。文帝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举方正贤良能直言极谏者”。纳言与求才并重,成为选才与决策的一种制度。
——摘编自邵金凯《再论汉文帝的“因循”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