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的故事
孙犁
1935年春季,我失业居家。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而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镇上是没人订阅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庸报》等,都是些不学无术的失意的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稿,而教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
“我想订份报纸。”“(甲)”
“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乙)”
“我没有钱。”“要多少钱?”
“订一月,要三块钱。”“(丙)”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待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上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
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去自取。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可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
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他们的报纸,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数块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登着广告的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节选自《青春余梦:孙犁散文精选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