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人论
刘再复
“五四”后，现代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想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的道路。但从外国深造回来，他们才发现社会并没有提供施展才能的职业空间，这样，许多人就不得不去寻找“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即革命的道路，于是纷纷成了战士。
成了战士自然是好，但有些人确实是书呆，见到剑与火与血就害怕。于是，这些人就想当隐士，也就是“逸人”。但时代已不允许他们当隐士。那些当战士的知识者指责他们：社会正在大变动，中国人这么苦，你还想当隐士，你的良心何在？于是当逸人的梦也就纷纷破碎。积极参与“五四”革命运动的周作人，后来就想开辟“自己的园地”，创造个精神避难所。然而，连他的哥哥鲁迅也指责他。鲁迅认为，谋隐与谋官其实是相通的。他还认为，“古今著作，足以汗牛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糊涂”。鲁迅对隐士的批评有其历史具体性和针对性，而且古来隐士中确有以“隐逸”为手段抬高自己的身份，或身在山林、心在魏阙的人。但鲁迅没有给一些确实希望逃避政治、逃避官场的作家诗人留下自由选择的空间。这就太激进了。做隐逸选择的人与强烈介入政治、热衷官场的人确有区别。
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成就，得益于他的隐逸。隐逸不仅为他赢得时间，赢得写作的从容心情，而且使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和道家乐天安命相通，但不同于道家的逍遥无为，依然执著于日常生活现实，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守得住理想、情操和心灵自由的精神世界。这种境界与平凡生活相连，又超越平凡的生活，不像玄学佛学般虚幻，又完全不同世俗的琐碎平庸。这种境界使他创造出“平淡”的独到的诗歌风格，给文学史留下了千年来的永恒诗味。面对的是平常的山野田园，闪射的是“生与死”思索的形而上光辉。那个时代能容纳陶渊明隐逸的存在方式，真是诗家的大幸。
世界上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隐士在某些方面不及战士，但他们把世上的功名看得淡漠，常常进入深远的精神生活，于艺术、哲学常有战士难以企及的贡献。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其实都是逸人或在某一人生阶段是逸人，但他们的书画诗很有成就。弘一大师和苏曼殊，既当过战士也当过隐士，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使他们的艺术多姿多彩。李白、苏东坡，时而战士，时而逸人，所以他们的作品不落单一，这与我们一些只会“放声歌唱”的诗人大不相同，确有丰富与贫乏之分。
“五四”后，能躲进象牙之塔潜心于学术、艺术的知识者太少。逸人表面上回避世人，实际常常是服务世人的典范。印象画派大师莫奈在远离巴黎的村庄里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庙堂今天变成了世人“朝圣”和享受艺术的地方。
(选自《人论二十五种》，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