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严密的检察制度。1931年通过了《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查处有权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规定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都要设工农检察部。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率先在中央各机关发动群众检举活动。……通过检察制度的建设，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自律，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据陈志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三：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监督制度的不断缺失，苏联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不经过集体讨论，就擅自决定重大事项。此时地方官员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以权谋私的空间也被扩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第一书记后，同样注重专权，他上台后曾自我得意地对身边人说过：“我就是沙皇。”同时，一部分干部公然地以权谋私，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
——摘编自李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缺失的严重后果及现实启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