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虽然达尔文强调种群内部的竞争,但十九世纪末,严复却鼓吹“(种)群与群争”,而不是个体竞争,结果进化论在中国变成了“群学”。革命党人认为进化包括革命,是宣传“排满”革命的良药。梁启超则强调应该谨慎对待,只有“斟酌通变”才能“日趋于善”。进入民国,学者批评中国社会滥用竞争、无序竞争:“政治界也,不竞于营私,即竞于揽权;工商界也,不竞于垄断,即竞于倾轧”。西方文明是自私自利的竞争,“徒为罪恶之渊薮”,以致演变成悲剧。蔡元培认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两条公例”,后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遂多倡竞争而忘了互助。杜亚泉提出,人类进化的目的是实现幸福与自由,以往的进化论“专重进化之形式,而蔑视进化之目的……致使人类堕落于禽兽之域”。他提出社会协力主义:一方面不废弃自己的国家,同时也不排斥他人的国家。
──根据洪九来《宽容与理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