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越来越多的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史前时代，淮河流域不仅有着灿烂的史前文明，而且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先秦淮河流域地区既是一个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与融合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确立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独立性和历史地位，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主源文化和其后续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表明，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主源文化是贾湖文化。可以说，北辛—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源头即贾湖文化，而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又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所以贾湖文化作为主源文化影响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
文字的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至少在新石器中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他们制作的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上通过刻画某些符号、绘制形象或抽象的图案来传达某种思想或作为某种标识。尽管这些不能算是后来我们所认可的汉字，但却是汉字的雏形，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淮河中游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了数量更多的刻画符号，这些具有表意、记事功能的区域性的文字符号或图案尽管不能称为成熟的汉字，更不可能是广为流传的系统文字，但却经过了一个群体在某个时期的使用，并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最终成为后代汉字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淮河流域也是我国文字的一个重要起源地。
在新石器时代，多支文化在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区交汇、融合、发展。随着炎帝、黄帝族的势力进入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也随之进入淮河上游地区；以太昊、少昊氏为部族首领的东夷人力量得到快速发展，东夷部族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也随着东夷部族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等原因而渐次进入淮河中游和上游地区；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通过豫西南进入淮河上游地区，在豫南广泛传播，并与外来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并存。正是这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最终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淮河下游地区，大汶口和良渚文化这两种邻近的文化又有着长期的交流与影响。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就与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这种交流到了良渚时期则显得更为频繁和密切。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为大汶口—龙山文化所吸纳，又通过文化交流与人员迁徙等因素进入中原地区，为中原文化所吸收并积淀下来，从而对后来的夏商周文明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良渚玉器中的玉琮、玉璧、玉钺，陶器中的鼎、豆、壶三者的组合等，都为以后的商周礼制文化所继承，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
正是通过淮河流域这一特殊的过渡与交汇地带的文化融合作用，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谱系如裴李岗—贾湖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等跨越长江与黄河得以完成交流与融合，从而奠定了后来中国上古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历夏商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楚人势力的北渐，淮河流域不仅是楚人与中原诸侯争夺的前沿，同时也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黄金地带。当吴越势力从长江流域向北发展之时，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都汇聚于淮河流域，从而实现了几大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大交流与大融合。至战国中后期，随着周代众多诸侯国的相继灭亡、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以中原族群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概念越来越清晰，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越来越丰富。淮河流域不仅是先秦时期我国族群演化与文化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更是这一时期族群与文化融合最具代表意义的重要区域之一。
（摘编自金荣权《先秦淮河文明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