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文学作品中，杰克·伦敦笔下的冒险家、巴尔扎克笔下的暴发户、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灰姑娘、司汤达笔下的凤凰男等生动的文学形象令人难忘。作家们敏锐广博地表现了世俗生活，将文学从神学状态推向了“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但是在20世纪初，“人学”却出现了分化。
其一，“人学”成为“自我学”。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和“无意识”等，为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弗洛伊德尽管后来在心理医学界光环不再，却在文学领域备受青睐，正如彼德·沃森所言，“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作家不约而同地把文学这一社会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他们的作品不一定引来市场大众的欢呼，却是学院精英们的标配谈资，成为某种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
其二，“人学”成为“人民学”。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使用了“人民性”这一新词，并阐明了三大内涵：表现小人物，吸取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后来，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亲民文学的旗手，影响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普罗文艺”。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构成了文学新的背景和动力。不过，即便是《双城记》《复活》，也因社会性强和下层平民立场被学院精英们无视，这与它们在别处广受推崇的情形，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自我学”和“人民学”，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正常情况下，“自我”与“人民”，作为微观与宏观的两端，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拓展对人的认知和审美，释放不同的感受资源和文化积淀。在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它们就是“人学”的一体两面：真正伟大的自我，无不富含与人民经验、情感血肉相联的大我关切；真正伟大的人民，也必由一个个强健、活泼、富有创造性的自我组成。值得警惕的是，任何一种遗产都可能被后人学偏做坏。鲁迅曾批判过招牌式的“高调革命文学”；当下“人民”的形象也在文学中屡遭扭曲，变得空洞干瘪。而非理性的独行者们或幽闭自恋，或放浪自大的文字，让文学中的“自我”越发雷同，离真正的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更近。并诱发都市心理病。在舆论场上，“文青”“文艺腔”则是嘲讽或同情的对象，成为文学及其相关教育的负资产。
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变化，文学不能止步于20世纪。“自我”与“人民”也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扑来，多种视角更应彼此含容统一，重新融铸成一个个血肉丰满的文学形象。当人的大部分智能被机器接管，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和创造力。换句话说，“自我学”与“人民学”，都进入了新的领域，都需要注入理论和实践的新的活血。
（摘编自韩少功《“自我学”与“人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