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和莎士比亚在设置人物来推动剧情发展上，都突出了主要人物的重要性和次要人物的辅佐性。他们的悲剧中，都只有一个突出的中心人物。关汉卿的《窦娥冤》中，中心人物自然是含冤赴死的窦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中，中心人物则显而易见地分别是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当然，莎士比亚的另外两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心人物是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两对情侣，但他们都是可以当作一体看待的。两位戏剧家的核心人物设置手法，区别于后来出现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主角，甚至多主角的戏剧人物设置。体现了较为保守的戏剧人物设置手法，符合单一戏剧线索的要求。 关汉卿的戏剧人物全部是善恶分明，正邪明晰的典型人物。正面人物就是一身正气、意志坚定、抗争到底的典型；反面人物则是狡猾奸诈、恶毒卑鄙、瞒上欺下的典型。这种人物的脸谱化，和中国戏曲的角色脸谱处理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体现了由于时代的限制，文人思维的固定性一时无法改变。相比之下，莎士比亚的人物则显得比较丰满和富于多面性。他所描绘的每一个英雄都有其自身不可消弭的缺陷：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奥赛罗的嫉妒冲动、麦克白的好胜野心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性格共同的缺憾，这样的处理，使得英雄的形象既不被刻意夸大，又显得明朗鲜活、真实可信。
关汉卿的悲剧《窦娥冤》说的是劳动妇女受欺压被冤枉的故事，所以主人公自然是社会的底层百姓，而且还是在封建时代地位最卑贱的女性形象。她们力量微薄，信任所谓的王法，寄希望于皇家任用的所谓清官，然而却总是事与愿违。这部悲剧既揭示了剧中主人公受压迫被欺凌的悲惨命运，也颂扬了她们的坚毅反抗精神。而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则必须是贵族。这是由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和受到古希腊古罗马悲剧传统的影响所造成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在拥有高贵血统和高尚灵魂的贵族男女身上，才有可能演绎灾难性的悲剧。而低贱的平民是没有资格成为悲剧主角的，他们的故事只能被写入喜剧供人嘲弄。
造成人物命运的原因，中外两位戏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关汉卿的人物之所以最后陷入悲剧的结局，大多是因为社会势力和当权者的残暴，和异族对汉民族的残害。所以，他会安排一系列代表社会病态的丑恶与奸邪，如抢劫、霸占、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等恶行来造成主人公的悲剧。可见，他表现的是悲剧的客观性。莎士比亚则相反。他强调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即悲剧人物之所以走向不幸结局，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而应该自己负责。另外，他的悲剧还存在人物被命运摆布，逃不出命运的宿命论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