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理念，对于解决自我他者关系、思考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提供了适切方案，也为世界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其中有两个重要思想，即“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
“孔子改善”的观点，是基于孔子在解释“仁”的概念时所说的“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提炼出来的。它包含了几层意思。首先，儒家承认个体的自我利益。“达己达人”的思想是以承认个体利益为前提的，这才有“己欲立”的说法。其次，自我利益的改善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的。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也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不存在孤立意义上的自我利益，只有关系语境中的自我利益。其三，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的实现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相关的他者利益得到实现，自我利益才可能得到实现。
如果说“孔子改善”的目的是解决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对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言，还有一个自我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承认自我利益的合理性，不等于否认群体利益的合理性。“孟子最优”，正是实现群体中自我利益的一种积极方式。“孟子最优”的观点认为，个体和群体是共存共生的，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也是共存共生共同促进的，就像一滴海水和一顷大海，无孰先孰后之分。西方自启蒙以来的核心理念是个体本体优先，或者说个体先于群体；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群体文化，群体先于个体。而“孟子最优”的观点认为，只有在足够合作、成员关系足够和谐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个人的自我利益才会得到最佳的实现。
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整体提升，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等等各种问题，所形成的对人类的重大威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这实际上构成了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应对威胁、不断进化的共同需求。“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正是为此提供了基本的思维路径和行为模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当今世界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以在中华文化精髓思想中得到启发。“孔子改善”和“孟子最优”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要使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得到积极的传播，就需要以人类视野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凝炼，进而在全球语境中与时俱进地诠释中华文化的经典理念。要与西方和世界各地在思想和知识层面展开对话，以世界和国际社会理解的话语传播中华文化。毋庸讳言，近现代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使其具有更强的话语权，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好的思想是不可阻挡的，也会受到普遍的欢迎。
（摘编自秦亚青《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