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元典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这种典籍因其首创性及度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在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印度的《吠陀经》，波斯的《古圣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先哲的论著，犹太及基督教的“六经”《圣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都被相关民族视为“元典”。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与之相关的《论语》《孟子》《老子》等典籍也具有“元典”性质。
②文化元典是特定时代、实地域的产物、当以历史文献视之，“六经皆史”即此之谓也。同时，元典的某些基本精神又能观照久远的岁月，反复被后人重断刻勒，对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范式造成深远而长期的影响。元典的这种超越性是由其基本特质所致：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同时，元典在回答这些始终困扰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时，提供的是一种哲理式的框架，而非实证性的结论，是开放式的原型，而并非封闭式的教条。这使元典不致国内容和形式的时代局限沦为明日黄花，而能作为一种灵感的清泉，赢得不朽性，一再发挥巨大的启迪功能。
③从文化史角度审视，近代文明既是对中世纪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世纪某些束缚社会进步的制度和精神的否定。近代文明对中世纪的否定，往往借助于对古代文明某些因素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并非复古，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进程。这种向“哲学原旨”“文化原本”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文化现象，不仅在西方出现过，在东方也多次出现。考之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返其初”现象可谓俯拾即是。经史学家皮锡瑞在论及清学演变时曾概括：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19世纪中后叶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先进文化人，从徐继畲、魏源到郭嵩焘、薛福成，进而到康有为、梁启超，继之到孙中山、章太炎，其具体见解虽各有差异，但菲薄“近古”崇尚“远古”并以此求新、求变，却是他们共同遵循的思维路向。
④20世纪以降，工兴文明在全球范围取得长足进展，特别是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轨道上突飞猛进，文明的器用层面、制度层而和观念层面都发生着愈益深刻的现代化转型。然而，“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并非单一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进、苦乐同行的矛盾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分，察吉凶之同城”。不论与自然交互关系这一面，单就人与人的关系这一面而论，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重要进程却又带来人的异化、物欲主义的泛温、道德的沉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社会的失衡等令人困扰的问题，显示了个人失调以至社会失衡的危险趋向。
⑤面对当今形势，人类正在寻找解决途径。中华元典所贯穿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行健不息、生生不已的好勤乐生主义，人道亲亲的人文传统，以及德业日新意识、社会改革意识、文化包容意识、宇中和谐意识等等，经过创造性的转化，无疑成为现代人克服“现代病”的良药。这便是在“退却与重回”中获得民族文化原创性动力的“返本开新”之路，用新见来促变元典的革故鼎新之路。这种双向性的辩证发展进程，正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正途。
（节选自《中华元典精神的近现代意义》，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