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朋友之道
冯英子
“朋友”这个名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是古已有之的，古代的“五伦”中间，就有“朋友”这一伦。据后汉的郑玄说：“同师曰朋，同志曰友。”看来朋与友之间，还有一点儿区别。不过时移世迁，现在我们讲的朋友，大抵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已经有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味道了。
交朋友要讲一个“信”字。《论语》讲到“吾日三省吾身”时，第二条就是“ ”，这个“信”，就是诚实、不欺之解。朋友能成为诤友，就要能诚实、不欺，知无不言，言无不直。因为诤者，争也。能够在朋友面前以言相争，争出一个是非，希望朋友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始称得上诤友。
可是要所有的朋友诚实、不欺，也非易事。因为人的地位不断变化，友谊也常常随之升降。刘邦在泗水做亭长的时候，当然同萧何、樊哙之流很有一点儿友谊，但一旦身登九五，他还是相信叔孙通的办法，要大讲“君臣之义”了。陈余、张耳，落魄时患难与共，休戚相关，总算够得上朋友了吧。但后来却变成你死我活的对头冤家。一面信誓旦旦，一面翻脸不认人，“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为云覆手雨”，你得意时锦上添花，你倒霉时落井下石，渐渐变成了后来的朋友之道。无怪乎《今古奇观》中描写的那位楚国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老早就有“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之叹了。有人讲了一句“贫贱之交不可忘”，史家就大书特书，好像从沙子中淘出了黄金一样，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我以为倘要真正“信于朋友”，使朋友成为诤友，第一条是大家要有点儿雅量。“闻过则喜”，这样的要求不免太高了一点儿，但闻过则思，不勃然变色，过后算账，这是应当做得到的。尽管朋友们的直言有的偏激，有的片面，是否也想一想他们善良的出发点呢？李逵砍倒了忠义堂前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由于听了不正确的情况，当然是错误的。但原其心迹，他倒是真正维护梁山泊的正义事业的。“梁山泊里无奸佞，忠义堂前有诤臣；留得李逵双斧在，世间直气尚能伸。”《水浒》作者的这首诗，很有一点儿道理。
喜鹊容易讨人欢喜，因为它带来的据说都是喜讯；乌鸦总是使人讨厌，因为它哇哇叫得刺耳。其实一个人陶醉于自己的盖世功业之时，听几声乌鸦叫，也可以使头脑保持清醒，不无裨益。倘若查查历史，有些伟大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失败于他踌躇满志、忘乎所以的时候？
当然，一个朋友能否成为诤友，还有他另外的一面，也就是自己有没有勇气。祸从口出，好像已是我们历史的传统。宋末的蒋捷和清代的顾贞观，他们各写过一阙《贺新郎》，一个劝人“节饮食，慎言语”。一个劝人“辞赋从今须少作”。他们这两位先生，一在南宋亡之后，一在清严酷的文字狱时，噤若寒蝉，自可想见。不过今天仍然如此，岂不弄错了时代？我们今天要广开言路，人人献策，倘讲朋友之道，那么人人应当以诤友自任，诚实不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当然不讲封建道德规范，不讲资本主义那一套，我们应当讲我们的朋友之道。但诚实、不欺这两条，恐怕仍然是重要的。
（选自《冯英子杂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