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科幻小说概念从西方引入，与一般的小说文体地位之崛起，基本在同一时期。20世纪初，梁启超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称小说在“浅而易解”“乐而多趣”之外，尤能拓展经验，摹写世情，使“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因而较之其他文体，更可以超拔精神，开启民智。小说自此渐成新文学最主要的文体；在此之前，即便风行，也不过是文人闲暇的游戏笔墨而已。而就在翌年，鲁迅翻译凡尔纳《月界旅行》并作《〈月界旅行〉辨言》，梁启超倡导小说，与鲁迅引介科幻。
有趣的是，科幻小说却长期见斥于一般小说文类之外。这或许是因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多以人文话题或社会现实为表现对象，因而逐渐有雅俗之别；或许恰恰因为科学太过重要，科幻小说中文学的层面反而遭到忽视，而流入通俗套路；又或许如周作人所言，正因为科学之枯燥，科幻小说的读者往往对其视而不见，更沉迷于情节所提供的娱乐性。而沦于通俗行列的科幻小说，因此更需要张扬其科学元素，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正如古典小说不得不以因果说教作为其道德补充一样。建国之后，“向科学进军”的现实诉求，与苏联科普文学的横向影响，更使科幻小说的任务确定为向读者普及科学常识。以至于“文革”结束之后，作家们创作出稍带批判意识的科幻作品，便招致科学界和科普界非议，引起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大讨论，最终以对逾矩的科幻小说加以“清除”而告终。其直接结果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小说，无论科学内涵还是叙述技术，都陷入全面低迷：科学层面，小说家们只能谈已被证实的科学原理，而不敢借幻想越雷池半步；文学层面，科幻小说再次被禁锢于一本正经普及科学的呆板套路：“误会——然后谜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
然而究其根源，现代意义的科幻小说诚然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能力极大提高的工业革命时期，但是否以普及科学为责任，甚至是否对科技发展持赞同态度，其实都大可怀疑。除此之外，国际理论界对于科幻小说的起源其实聚讼纷纭，每种说法背后都包含着对科幻小说本质，对科幻小说与科学之关系的不同意见。罗伯茨的《科幻小说史》即将科幻小说溯源至古希腊小说中的幻想旅行作品，认为该文类乃是由“关于星际旅行的小说”发展而来，这一论述实际上将科幻小说从与“科学”之关系的讨论中解放出来，而将其与“幻想”连接。
即便回到对“科学”这一概念的讨论，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或许也太过狭隘了，“科学”固然包含自然科学技术，但同时也应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马克思主义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认为是科学吗？既然如此，对于科幻小说的认识当然可以更为复杂：那些未必涉及自然科学，而在人类政治经济组织方式层面展开批判式想象的作品，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应被视为科幻小说之一种；那些在特定时代或任何时代的实证科学层面都堪称荒诞，但却因此冒犯了已然固化的人类想象边界，拓展了人类思维领域的作品，如威尔斯的《隐身人》，也可以被视作科幻小说之经典。
行文至此，难免有人发出质疑：若以此论，则科幻小说与一般意义的小说又有何区别？的确，以虚构之力拓展对于世界可能性的探索，原本就是小说这一文体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拆除了“科学”这一概念的惯性理解之后，其所谓的科幻小说所能驾驭的题材，几乎和这世界一样宽广，甚至更加宽广。
（摘编自丛治辰《可不可以有一种“科幻现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