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明也主要孕育于黄河流域，新近考古学的发现，确实扩大了人们认识中国古文明和文化（如长江流域）的眼光和视野，但黄河文明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这一说法依然能够成立。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起源非常久远和古老。传说和早期中国古文本有许多记载，许多考古新发现又提供了大量新证据。早于夏代、比传说的五帝时期更早的文化很多就发生在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大致处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具有高度的创造性。经过史前文明、传说的五帝时期和三代的长期演变、积累，在春秋战国的大转变中，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是一个最具创造性的时代。一批开明的政治家管仲、吴起、商鞅等，既是政治革新的担当者，又是新思想的创造者和提供者。诸侯国家竞争和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士阶层。“士”的自由流动和自主选择，使他们周游于政治和思想创造的广大空间中，他们都成为百家子学的创建者和重要的发展者。其创立的思想文化的丰富多样和复杂深刻，令人惊讶。人们一定会问，黄河文明和文化从三代到春秋战国为什么既主要是起源于黄河流域，又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实现了伟大的创造。简单说，这不仅是受惠于黄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空间，更因这一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中心，人们称为国都“政治圈”。这正好解释了作为政治的参与者和思想的创造者的东周士阶层为什么主要出身并分布于这一广大的地域中。
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黄河文明和文化具有很强的传承性、连续性，同时在质和量上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整体上的连贯性和差异性，反映了它的包容性和竞争性。从秦汉开始的帝国文明和文化为什么也在黄河流域展开，同样，除了它的地理条件外，同它主要是帝国的政治中心有很大关系。从秦到北宋，帝国的都城主要是在黄河中游的咸阳、西安和黄河下游的洛阳、开封。帝国虽然经历了魏晋的分裂和南渡的东晋及南北朝，但黄河流域仍然有政治和文化上的中心性。这使得黄河文明和文化前后既表现出差异，又具有统一性和绵延不断的连续性。
黄河文明的思想文化、哲学、学说、观念和信念蕴含着一系列为中国人提供动力和创造的重要精神和重要价值。如它以孝敬亲人始，扩大到爱人、爱物，主张普遍的人类共情和爱心，具有仁爱的普遍精神与价值；它反对财富的独占和土地集中，追求以“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为核心的经济安排与共同生活愿望，具有强烈的正义、公正精神与价值；它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张顺应“民意”，以德为本，行王道而治，主张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主张贤人政治和君子社会，具有强烈的人民本位精神和公共理性；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天下使命感和责任感精神等。
黄河文明和思想文化就像历经沧桑而又坚韧自新的中华民族那样，既古老又常新。它的一系列精神与价值，对当今中国的复兴和再创造，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是无限的源头活水和精神资源。
（摘编自王中江《大河文明的思想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