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底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 引发的肺炎(C0VID-19)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再一次将病毒学研究和防控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令人闻风丧胆的病毒是如何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的呢？众所周知，病毒无法独立生长和复制，只能在宿主的活细胞内进行自我复制。根据病毒的传播路线，可以把宿主划分为自然宿主、中间宿主和终宿主。
自然宿主是指除人以外，自然界中为病毒提供营养和复制场所的生物，是病毒天然栖息和繁殖的生存环境(在此仅适用于动物病毒)。以蝙蝠为例，号称全世界十大最危险的病毒里， 蝙蝠至少是其中六种的自然宿主(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狂犬病毒、SARS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堪称“毒霸”。然而，蝙蝠却能与这些病毒长期相安无事，成为了高致病性病原的“炼丹炉”，主要是因为蝙蝠进化出了两项“超能力”。一是蝙蝠在飞行中的体温可高达40℃，使大部分病毒被杀死，只有小部分病毒得以进化；二是蝙蝠的免疫系统识别异物的敏感性较低，针对病毒的攻击不会引发过度的免疫反应，因此，蝙蝠与病毒的共生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目前， 科学家研究发现SARS-CoV-2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进化邻居在各类蝙蝠中均有发现，故推测其自然宿主也可能是蝙蝠。
中间宿主，顾名思义，就是处于中间阶段的宿主，可以为病毒提供暂时性的营养和保护，中间宿主常常作为媒介，将病毒“运输”到人类身上，中间宿主可以包括多个物种。根据我们目前对病毒的认识，如果一种此前并不能感染人类的病毒，想要变成能够感染人类， 一定存在中间宿主使其快速进化，进化方式主要分为基因重组和基因适应性突变两种。因此， 寻找SARS-CoV-2的中间宿主显得尤为重要。正是中间宿主为病毒提供了变异进化和接触人类的机会，只有隔绝了中间宿主，才算真正隔离了传染源。
虽然目前关于中间宿主的研究尚未有定论，但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大致梳理SARS-CoV-2从自然界进入人类社会的一条可能路线：寄生于自然宿主蝙蝠体内的某种冠状病毒通过某种途径感染了水貂、穿山甲等潜在中间宿主。该病毒在中间宿主体内不断地进行适应性突变或与其他冠状病毒进行基因重组，从而获得了感染人类的能力。感染后的中间宿主进入市场后，将病毒传给了与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
在发现了一种可以感染人的新型人兽共患病原后，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无疑是确定这种新型病毒是否具备在人际中传播的能力，也就是病毒在终宿主——人体内发生的故事。病毒进入人体后仍会不断发生变异以更好地适应人体环境，最终获得在人群中广泛传播的能力，至此病毒才算完成了它的终极“使命”。
(摘编自白志华《我们为什么要找病毒的中间宿主？》，《中国科普博览》2020/2/14)
材料二：
| 致病病毒 | 自然宿主 | 主要或潜在的中间宿主 | 病死率 |
| 埃博拉病毒 | 大蝙蝠科果蝠 | 黑猩猩、猴子、森林羚羊或豪猪 | 50% |
| 尼帕病毒 | 孟加拉果蝠 | 猪 | 40—70% |
| 亨德拉病毒 | 狐蝠科果蝠 | 马 | 30—60% |
| SARS病毒 | 中华菊头蝠 | 果子狸 | 9.6% |
| MERS病毒 | 蝙蝠 | 单峰骆驼 | 34.4% |
| SARS-Cov-2 | 蝙蝠 | 水貂、穿山甲 | 3.5%(至2020/3/1) |
(据世卫组织相关数据整理)
材料三：
在上海，有80台红外触发相机，正在日夜记录着城市动物的分布和变化，无论是国庆、元旦前后的游园高峰，还是这个疫情阴云笼罩下的闭园时期。我们试图完整地调查野生动物在城市的分布、习性、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调查地点包括了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闵行体育公园、复旦大学校园、南汇城郊、浦江郊野公园、顾村公园等区域。今天这个网络也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一刻不停地记录着。完成这些调查工作的，除了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外，还有一个近百名市民构成的“公民科学家”团队。这些无接触的调查，最大程度避免了市民直接接触野生动物的风险。与此同时，每一名“公民科学家”都有自己的愿望和爱好，在项目中都会输入自己对于更好的城市生态的期望。
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和管理充满挑战，是一个不断变化、永无终点的旅程。和荒野不同，城市没法给野生动物找到天堂一样不被打扰的栖息地，它们只能和人一起生活。而一次一次的教训证明，投毒、扑杀这些容易在第一时间被想起的措施，都没有办法控制适应能力强大的动物，反而会引起连锁的生态灾难，带来更难以收拾的后果。
(摘编自王放《疫情之下，我们在上海的八十个探头，监测着城市野生动物》，果壳网，202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