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节选自高尔斯华绥《品质》）
乙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万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节选自杨绛《老王》，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