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的国家结构，是商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以往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是与秦汉以后差不多一样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夏商西周属于邦国联盟。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局限性。针对这二者的局限性，我提出“夏商西周三代王朝乃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说。
以商代而论，这一观点是建立在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基础上的。在甲骨文中，有一位“小臣醜”，是商王朝的官员。考古发现，山东青州一座诸侯墓葬内出土铸有“亚醜”族徽铭文的大铜钺。我认为，二者原本属同一诸侯邦国，联系《尚书·酒诰》“内服”和“外服”的划分，“小臣醜”是从外服诸侯系统的“亚醜”诸侯邦国派往朝廷担任官职者，成为内服百官系统的一员。这种外服系统的诸侯邦国的人之所以能够在朝为官，就在于商王朝是由内、外服构成的复合制国家结构的缘故；来自外服的在朝为官者，既是联结内服和外服的纽带，也是商王对诸侯邦国的一种统治方式。
《尚书·酒诰》记载商王朝国家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百姓、里君等，属于百官系统；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等，属于诸侯邦国系统。《酒诰》的记载恰可以与《大盂鼎》铭文“惟殷边侯田（外服）粤殷正百辟（内服）”对应起来。这种用地下出土的《大盂鼎》和甲骨文等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尚书·酒诰》等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借用了复合函数中函数套函数的概念，把位于中央的王国（即王邦）视为王朝内的“国上之国”，把外服的诸侯邦国视为王朝内的“国中之国”，二者都以王为“天下共主”，受王权的支配。这样，夏商西周时期，一方面，包括各个隶属于王的诸侯邦国在内的整个王朝国家，具有一体性，它们都以王为“天下共主”，也都愿意接受夏王、商王和周王支配，并形成了华夏礼制的正统观念。这一点，用“邦国联盟”说是无法解释的。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央王国还是诸侯邦国，都是世卿世禄，各个诸侯邦国都具有不完整的主权，有的与王的关系还处于时服时叛状态。在社会特征上，夏商西周乃至春秋属于宗主贵族社会，它与战国秦汉以后的地主官僚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结构上，王朝内世袭的诸侯邦国与秦汉以来被任免的地方郡县行政，并不相同。这一点，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说是无法解释的。
夏商西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结构”还可以解释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历史渊源问题。在这种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中，其王朝国家的构成是多元的，但整个王朝国家又是一体的。这种一体性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所以，战国时期，当人们苦于列国纷争时，盼望统一，既是现实愿望，也有历史渊源。
总之，“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说，揭示了夏商西周三代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历史特点，这一特点既不同于“三代”之前和“三代”之后，也不同于西欧希腊罗马时的古典社会和西欧的封建社会。
（摘编自王震中《商王朝的多元一体复合制结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