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是在荆楚地区仅次于春节的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岁时节日。今天端午节的形式与文化内涵，是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间的多种文化因子相复合的产物。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较之其它任何一个节日都要复杂。
代表端午节文化意义的传统故事有多种，但以现代大众对端午节所熟知的意义而论，人们大多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而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对端午节的源流作出考辨，而是考察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演变、归一的。
在关于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中，牵涉到五个被纪念对象：屈原、勾践、伍子胥、曹娥、介之推。当我们考察这五个人物的传说故事时，可以发现：其一，他们都是悲剧性人物，都带有或强或弱的悲剧色彩，最典型而悲剧性最强烈的是屈原。选择悲剧性人物作为端午节的纪念对象，暗示着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其二，由于人物的悲剧性品格中加注了新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在历史嬗变中演化为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形态，而他们正是这些价值观念形态的现实载体。在民众心中，人物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位语。人物所固有的可感性和形象性有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这就使端午节文化意义的转换与选择非常顺利。
然而，当这种转换过程完成之后，它不可能容纳形形色色的传说故事，文化意义的归一化趋势必然出现。既然上述人物都象征着某种文化精神，那么，它必然最大限度地融汇各个时代对此种价值观念新的理解和看法，为适应归一化的趋势，每个与端午节相联系的人物之间，也必然产生其所象征的文化意义的竞争、淘汰与选择。
屈原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爱国忧民。这种精神品格是建立在广泛而坚实的民族性基础之上的。上自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自然地接受了屈原并加以褒扬，占统治地位的权力话语，对于加强和巩固屈原在端午节文化意义中的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至庶民百姓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充分接受并赞扬屈原，是因为他代表了民众内心深处对自己所属民族的依恋与热爱，以及彼此之间的信赖和帮助，屈原爱国忧民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唤醒民众对这类情感体验的催化剂。
伍子胥最突出的精神品格是忠，但是，这种忠是建立在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之上的。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对忠的选择并不盲目的，如果君王不仁或昏庸，那么，忠就失去了价值依附，他的忠便不能在民众中得到多大的响应。勾践卧薪尝胆乃是受一种强烈的复仇意识所驱动，而不是把人民放在首位的。曹娥的孝代表的是一种对血缘亲情的注重，文化意义指向显得太单一化。至于介之推所代表的义的精神品格，除了意义的单一性外，他死于火的事实，使他不可能与端午节的水性文化特征顺利融合。
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精神品格的差异性决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宽、狭或丰厚、单薄之分。无论伍子胥的忠、介之推的义、曹娥的孝，还是越王勾践的复仇意志，所含蕴的文化意义都缺乏民族整体文化价值取向的支撑，也就难以与屈原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相媲美了。
（摘编自孟修祥《端午节文化意义的淘汰与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