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早的史前氏族文化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通过共同劳作来求得生存。劳动生产的成果并不丰富，生产生活资料实行严格的平均分配制度，可谓是“天下为一家，而无私织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
等到商周时期，中国人开始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人各一份，分食制成为非常厚重的一种饮食传统。此后，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延续到唐中期。普通民众恐怕也是如此，《后汉书》中记录的孟光与梁鸿夫妻俩“举案齐眉”的典故，可谓是对平民日常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个侧面写照。
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逐渐融合，也带来了饮食风俗的变化。高桌大椅的出现，促使大家开始围桌而坐，有了“共食”的那种气氛。
到了唐末宋初食材的多元化、烹饪样式的多变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促使饮食文化走向商业化，美食开始从豪门贵族走向街头百姓。而且，不管是何种饮食情境，但凡是有客人上门，“好客”的中国人常会以丰盛的菜肴来款待客人，席间主人还会“劝菜”，既是主人害怕客人因为过于谦逊而吃不到美食的缘故，也是主人表达视乎远客为自己人，并不见外的一种情感流露。总体上而言，无论是日常的家庭饮膳还是社交性的公共宴饮，中国普通民众的饮食方式逐渐由分食制变成了共食制，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与之相匹配的饮食习俗。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由于有着一层传统文化的人情底色，共食制恐怕仍然符合多数普通民众的饮食就餐观念。由此观之，在现代化公共生活中，特别是宴会场合，共食之余提倡“公筷”，情感与卫生并重，仍然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
（摘编自林海聪《分餐与共食——关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汉族饮食风俗变革考论》）
材料二：
材料三：
餐饮企业发觉分餐不简单，要留住菜的温度，还得把菜分得好看。
在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后厨，一大盘蛋炒饭被分成了6小垛整齐码在盘子里。一条鲈鱼沿鱼骨被片成两半后，切段、重新按照鱼形摆盘。
对于行政总厨高晓生来说，分餐首先要解决“温度”的问题。温度是菜的灵魂。“有温度了，香味就有了。菜凉了看上去就没有了生机。”但一份菜被分成若干小份后，必然凉得更快。为了保温，后厨盛菜前碗碟会预热到120℃，这样即使分餐时折腾了一会儿菜端上桌的时候仍然是热的；分菜的时候手要快；上莱的间隔和时机要更好把握。
“我们通常设计一份菜量够3至5人食用。比如一份大虾球通常是6件现在一桌有7位客人，怎么办？配菜区的厨师会把虾一改四，这样就有了24小块虾肉。每份标准3块虾肉、个别分四块。这事都得跟客人讲明白。”
“再比如，一份黑椒牛肉一般有20块肉，分七份，每份平均只有3块。量太少了摆盘效果不好也吃不饱。我们也得跟客人商量，是否需要加量？”
高晓生也坦言，分餐后带来一些服务压力，需要更多人手。“过去一份汤锅，一个人就能端上桌：现在传菜需要的人数是过去的三倍。桌上的餐盘多了需要及时撤换，无疑也会增大服务压力。”
（摘编自杜康、陈杰林《大厨谈“分餐制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