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而通过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各种专门考古也有很大的进展。儒学考古就是其中之一。儒、佛、道是中国古代的三大思想文化体系，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无疑是儒学。考古学界素有以石窟寺研究为主流的中国佛教考古，其集大成者为宿白先生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而道教考古则是自张勋燎/白彬先生写成《中国道教考古》后，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考古体系。在中国佛教考古、中国道教考古的映照之下，“中国儒学考古”的提法已呼之欲出。
近30年来中国儒学研究进展神速，《儒藏》和《中国儒学史》代表着儒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不断出土的战国楚简为早期儒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也刺激了学界对儒学的关注。目前，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日渐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而作为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学，自然不应被忽略。在中国儒学和中国考古均有很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很有必要提出“中国儒学考古”，以填补学科空白。
中国儒学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儒学的交叉学科，是对儒学研究的必要补充。中国儒学考古的研究对象是与儒学相关的遗迹、遗物等，例如孔子肖像、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迹图、曲阜鲁城及各种文化遗物、孔庙、书院等都是研究重点。元代祭孔礼器的发现也对儒学考古颇有助益。包头市曾出土一件西周风格的元代青铜豆，器内刻有“雪堂总统置古铜祭器，奉施古丰宣圣庙内，永远供养”字样。元代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所以宣圣庙即孔庙。用佛教禅师管理孔庙，反映了元代对儒学的态度及当时佛儒之间的关系。
根据儒学发展的历史，可将中国儒学考古划分为五个时代：前儒期、形成期、发展期、革新期和后儒期。前儒期为孔子之前，主要是探索礼、仁等核心理念的历史渊源。形成期为孔子至董仲舒之前，重心是孔子及其弟子之学。发展期为董仲舒至朱熹之前，重心是两汉经学。革新期为朱熹至清末，重心是理学与三教合一。清亡之后儒学失去主导地位，但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对于佛教和道教而言，与儒学相关的文化遗存的考古研究明显滞后。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与其相关的遗迹、遗物远没有佛、道两类特征明显，因此人们很容易熟视无睹；而且与佛、道两种出世宗教不同，儒学是入世的政治、伦理之学，有些话题不易处理。中国儒学考古的提出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夏鼐与王仲殊先生认为，仅限于文献研究的儒学史已无法满足时代要求，而考古学的加入很重要，它为儒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有了考古学的支撑，中国儒学史研究才会更加丰富，就不仅仅只是历代儒生的论说，还会有反映民众生活的儒学文化遗迹与遗物。
作为新提出的一种专门考古，儒学考古目前的主要任务仍是提请政、学等方面的重视。具体包括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设立专项基金，组织学术研讨，大学开设相关课程招收研究生，编辑出版专门的系列出版物，建设专题的“中国儒学博物馆”，以“通史”或“专题”的形式向全社会展示最新的学术成果等等。
“中国儒学考古”的提出，旨在引起儒学、考古两方面学者的注意，以促进各个学科对儒学文化遗产的研究。相信，呼之欲出的中国儒学考古前景光明。
（摘编自张立东《“中国儒学考古”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