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时常充当情感的符号。从概念、范畴命题到自然科学的分子式或者数学、物理公式，理性或者思想的展开都拥有严密的符号系统。理性或者思想的每一步进展无不诉诸上述符号。相对来说，情感领域的活动纤细、灵敏，同时又飘忽、模糊。人们常委托文学描述情感的波纹，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形式体系。如何再现情感的微妙轨迹？中国古代诗人遗留下许多甘苦之言，例如“欲说还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此等等。很大程度上，叙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可以视为情感的容器。曲折惊险、悲欢离合、扣人心弦的每一个转换点无不带动了情感的波澜起伏。当然，叙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包含了内在的因果关系，例如《水浒传》中林冲跌宕起伏的命运——由于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陷害，忍无可忍的林冲终于放弃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踏上梁山，落草为寇。从高衙内调戏娘子到林冲误入白虎堂、野猪林险遭不测，再到风雪山神庙，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显示了严密的前因与后果。然而，人们可以发现，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同时裹挟于强大的情感波澜之中，惊心动魄。换言之，单纯的因果关系——譬如，超额的重量压垮了桌子，炽热的温度导致了燃烧——无法作为故事情节承担情感符号的重任。
如同理性做出的判断或者思想观念形成的结论，情感领域的喜怒哀乐不仅产生了另一种性质的内心倾向，而且隐合了强烈的行动性。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文学所具有的激动人心以及号召、动员的能量。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文学批评家均把文学在情感领域的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毛诗序》谈到了《诗经》——尤其是“国风”——的教化作用：“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近代的梁启超阐述了“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并且概括了小说形成的“熏”“浸”“刺”“提”四种情感特征。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寄望于新文学开启民智、改造国民的思想，从而造就现代的文化性格。世界范围内，许多革命领袖对文学委以重任。对于文学来说，“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功能并非仅仅复述某种抽象的理论语言，而是很大一部分诉诸情感领域。
文学史可以证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的主角曾经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偶像，甚至引起各种程度的模仿。相对来说，另一些作品是以整体构造形成的情感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例如，人们无法从《红楼梦》中认定某种单一的主题。无论是贾宝玉、林黛玉式的叛逆，还是贾母、王熙凤式的世事人情，这一部作品让人在百感交集之中经历一次情感的成熟。情感的成熟可以与理性的成熟相提并论，这个命题构成了现代主体的内涵之一。很大程度上，情感的成熟是现代文学承担的一个隐蔽使命。无论是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还是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一系列现代文学作品为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冲击。从历史的感悟、个人内心的反省、深刻的同情、见贤思齐的崇敬到抗争的激情、搏斗的勇气、独立的人格、新的伦理，现代文学负责从情感方面塑造现代人的心灵。
（摘编自南帆《情感轨迹与时代精神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