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俨然已成为二战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危机，其涉及国家之广，对于政治、经济、生活甚至生态环境影响之深，在不少方面已超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新冠疫情何以会迅速蔓延全球?这对于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全球化与技术化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得各国居民间的往来愈加便捷。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会推动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迅猛传播，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拥挤的大城市往往首当其冲。从九省通衢的武汉、意大利最为富裕和现代化的伦巴第城市圈、英国的经济中心伦敦到世界之都纽约皆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基于经济效益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高度分工，因疫情供应链的突然中断，使得不少国家从N95口罩、医用棉签、防护服到呼吸机皆捉襟见肘，无法有效供给。黑格尔曾言，遍览各民族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各民族未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回眸过往，霍乱作为“十九世纪的世界病”，随着火车、轮船的发明肆虐全球，人口聚集而拥挤的大城市由于城市地下水系统匮乏、卫生设施薄弱，霍乱通过粪口途径广为传播，昔日的“全球化之都”伦敦首当其冲。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近代以来社会所依赖的各种技术手段与生产方式，其实都蕴含了众多风险。如果说，过往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风险社会”由此产生。一言以蔽之，全球化与技术化给世人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社会与技术的风险。
当前，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是世界许多国家政策议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基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数、感染率、治愈数、死亡数以及累积趋势的数据分析(时间截至2020年4月)，不少西方国家成为新冠肺炎的重灾区。与此同时，有可能成为新冠肺炎重灾区的东亚主要国家与地区疫情防控，已见阶段性成效。中国基本控制疫情，率先全面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步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倡导“小政府、大社会”治理理念，使得疫情暴发之初，西方国家在病毒检测、公共医疗设施与防疫物资供给等方面严重不足；各国政府政策不一，甚至各行其是，缺乏统一连贯而有效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以致西方国家难以实现精准防控，新冠疫情从欧洲到北美呈波浪式发展，且一浪高过一浪。反之，能够实施精准、统一疫情防控政策的国家，其治理图景呈现从波峰逐渐滑落至波谷的曲线趋势，虽然在某一阶段的数据会呈现高位，但是随之不断下滑至谷底。因此，有效应对疫情，国家能力建构至为重要，东亚取得成效在于其悠久的强大国家传统，以及民众的自觉与自律精神，后者也体现于侨居海外华人的行为方式之中。
对于这场全球性公共危机，政府之间的全面合作以及政府有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政府的有效度体现于国家能力，即安全秩序的供给力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两个重要层面。同时，国家能力需要跳出“大政府、小社会”抑或“小政府、大社会”论争的窠臼，建构“强政府、强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这是全球新冠疫情下应对的路径选择。
（摘编自陈辉《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