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在古代又称事类。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所谓事类，就是文章在表意抒情之外，根据故事来类比说明义理，引用故事、古语来论证今义。刘勰的界定与分类，今天依然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并接受。典故可以表现为一个词语或短语，也可以表现为一句话、一句诗甚至一段叙述。简而言之，典故包括事典、语典两类。
一个典故的意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典故最初生成时的意义；二是在文化传承的进程中典故被不断运用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甚至会大相径庭；三是当下使用的意义。简单认识一个典故的意义，关注其当下使用的意义也能粗略理解，但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的意义，这三者是不可或缺的。一句话，理解典故，不能脱离具体的空间语境：生成的语境，历史中使用的语境以及当下运用的语境。
一个典故的生成，首先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故事类的典故尤其如此，关羽疗伤的大段文字最终浓缩为“刮骨疗毒”4个字，甚或“刮骨”二字。比较而言，语言类的典故浓缩幅度没有故事类那么大，但也必须有此过程，如修齐治平，就是对《礼记·大学》中开篇一大段文字的凝练，见贤思齐背后还隐含着“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其次，一个典故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意义逐渐明确、固定的过程，典故生成的最初意义往往具有多种思想倾向，在生成之后的话语实践中借助新的具体语境被反复陈述，倾向渐趋固定，意义逐渐明朗，由此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并使用。关羽刮骨的典故可以指向受伤，可以指向疼痛，也可以指向勇敢无畏，而在文人的反复引用中，最终固定在了意志坚强、勇敢无畏的意义层面上。
因此，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不但要理解运用典故时的具体语境，还需要了解典故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变化的情况。如果说典故的生成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那么对典故的理解与阐释就是一个由少到多的分析过程。在这方面，《平“语”近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根本、最持久的推动力。在他的一系列讲话、文章中，经常引用一些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故事、古语，并与朴素、大众化的语言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话语风格。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明确提倡“不用典”，倡导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并使用典故呢？
首先说明一点，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倡导“不用典”，并非彻底排斥用典，而是反对拙劣的用典，意在构建一个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系统。实践证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隔断旧文化，经过改造的旧文化，反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资源。再者，典故尽管生成于古代，但并非一成不变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词汇群体而存在，随着汉语的发展，也有不少典故进入汉语一般词汇系统，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被人们广泛理解和接受。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典故的存在，不但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而且在文本写作、语言交际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典故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论事说理的修辞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对话策略，同时它还是历史的一个个缩影，是复述和记忆一个民族过往经历、所思所想的关键词。从一定意义上讲，典故承载着传承历史、延续文化记忆的功能。因此，学习典故、使用典故也是在重温历史，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此层面而言，学典、用典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摘编自王立群《典故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