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环境美学思想，但没有标榜环境美学的旗号，因此，它多为人们所忽视。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中有益思想可以是说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从哲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第一概念是“天地”。中国人的天地概念具有物质性，天地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世界。同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地还具有神性，天地不是人格化的具人形的上帝神，而是通人性的无形象的自然神。天地具有意志，墨子称之为“天志”，孔子称之为“天命”。天志或天命对于人世间的事务特别是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周易·革卦》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以周代商是顺从天命的行为。特别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一方面将天地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它与人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天地与人联系起来，实现天地与人的合一。北宋理学家张载除了说“天地之帅吾其性”之外，还说了人“为天地立心”的话。即一方面天地掌控着人，另一方面人也掌控着天地。这种说法，非常接近于生态文明时代环境建设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一方面，我们要树立自然的无上权威性，尊重自然，依赖自然；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参与自然的活动，让自然在实现自己本性的同时兼顾人的利益。
从审美维度来看，最大最高的美属于天地。天地有伟大之美，《庄子》云“天地有大美”。古人把天地也说成“造化”“山川”。“天地”是哲学概念，“山水”则是美学概念。虽然先秦时期，山与水就成为审美对象，孔子有著名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话，但山、水尚未联缀成一个概念。山水概念的出现当在魏晋时代。中国的山水具有环境的意义，因为它强调山水于人的生活价值。宋代画家郭熙云：“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观也。”郭熙明确地将山水与人的关系归之于人的“常处”“常乐”“常适”“常观”，即日常生活。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中国古代的环境美学思想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田园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所结出的灿烂花朵。田园与山水都属于环境。但山水多为自然环境，而田园多为人工环境。如果说山水是环境的外围，那么，田园则是环境的核心。陶渊明《归园田居》中云“开荒南山际，守拙归田园”，田园是开荒的成果。田园中有植物如陶诗中所写“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还有动物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均是人劳作的产物，是第二自然。田园，人的家园。人在田园中生产、生活。较之山水，田园于人更具亲缘性。于是，田园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一口井、一处生命之源、一处身体与灵魂的归宿之地。回归田园，就是回归家园。中国环境美学最高概念是“家园”，家园来自“田园”。田园生活的指导性思想是“耕读传家”。
“耕读传家”畅行于清，曾国藩、左宗棠等均大谈“耕读传家”。“耕读传家”涉及中国人的追求。耕，主要是为了家庭人员的生存。读，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去做官，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大事业。“读”显示出中国人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国。于是，中国人的家园情怀上升为家国情怀。深厚浓重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传统，延续至今。
（选自陈望衡《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当代转化》，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