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以中华文化为依托，在外来诗歌的影响下出生和成长。臧棣曾评价新诗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新的审美空间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新诗如何接纳古今中外的影响所呈现的迷思是其百年发展及未来所需关注的。
新诗是在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但是无论其间的反叛还是背向，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将两者完全独立起来的。早期新文学的推手胡适大力贬低文言旧诗，提倡白话新诗，但他自身仍承认有向宋诗学习的诗作，除他之外，还有许多诗人的诗作皆有古典诗的影子，如废名、朱湘、戴望舒、卞之琳、林庚……中国新诗无论如何发展，都是在中华文化土地上生根发芽，汲取了古典诗歌精华，这一事实是不可否定的，也是不可忽视的。
追溯历史可见，早期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他们的学识和视野都经过国外教育的熏陶而得到了极大拓展。西方诗潮在中国的大力宣扬和广泛传播，这背后既有被迫推动的命运之歌，更有诗歌发展态势的必然趋向。留美归来的胡适对诗歌的构想无疑受到英美意象派的影响，以自己的《尝试集》率先为白话新诗铺路；深受日本俳句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影响的冰心也推出自己“爱”的代表诗集《繁星》《春水》，为新诗注入新鲜血液。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艾青、卞之琳等人主要受法国象征派诗歌观念的影响；40年代九叶诗派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较大；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与西方现代派的关系也很密切；直到今天，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依然和西方诗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影响是新诗自身发展的一大动力，然而也很可能带来视野的局限，对这两者应如何结合和接受所呈现的迷思是新诗一直在摸索与调适的。新诗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中接受阳光雨露变革旧诗，结合西方诗艺追求新理念，两者结合从而指向重生，而两者在古今中外文化间的融合和失真状态，是其不断追求中所一直呈现的迷思。朱光潜曾指出：“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在不同的时期、文化、社会环境中，新诗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龙泉明也曾说：“新诗对传统与西方的选取，在各个时期，各个诗派与当今诗人那里，常常是有条件的，有其选择重点的。”
接受古今中外的诗歌影响是新诗百年来的重要标识，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如何对待这标识所体现的交融迷思却仍在摸索中，这一自身特点将有待于诗歌的自身呈现和不断拷问，也有待于在今后的诗歌发展中得到更多的领悟与解释。
(摘编自陈西西《新诗的追逐与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