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合 花
茹志娟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撂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哎！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
……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和通讯员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却是空空的。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向里“大姐、大嫂”地喊。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我看她头上已硬翘翘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道歉，讪讪地开口借被子。被子拿出来，我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了。原来这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我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他绷着脸，垂着眼皮，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走出门不远，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后来她问我：“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说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了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炮响起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能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或是喂一点饭食。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做我的下手。
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他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作医生了，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他自己一下子扑在冒烟的手榴弹上……”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啊”了一声。我看见的是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低着头，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选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