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之路
1938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玉屏、贵阳，再入滇去昆明。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昆明。先期到达的汪和宗到车站将沈从文接到城里。临时落脚处，是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老式的一楼一梯，楼梯已霉朽不堪，砖砌拱曲尺形长廊，因风雨剥蚀，早已倾斜。只有院子里两株合抱大的尤加利树枝劲叶茂，勃然有生气。站在院子里的尤加利树下，沈从文不由想起历史上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不求生前的虚荣，不计身后的寂寞，一切有益于民族、人类的事功，皆成于一种沉默的努力中。
自沈从文逃离北平后，夫人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直到1938年初，母子三人同九妹岳萌，才途经香港，取道越南河内，沿滇缅线到达昆明。一家人长达一年多的离散奔波，至此方告结束。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大学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习作课程。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沈从文和许多热情爱国的学者､教授，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人物。同战前在北平一样，沈从文一边默默笔耕，一边热情关心、接近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冀望着为文学运动造就一批生力军。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出色成绩的汪曾祺、林蒲（美籍华人作家）等人，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在沈从文离开沅陵去昆明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沈从文到达昆明后不久，收到了老舍的一封来信，请他出任云南“文协”第一任主席。这时，沈从文正痛感文坛龙蛇不一，一些本身没有任何作品，却别有所图的人挤进“文协”来凑热闹。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眼前的现象与他要求于文学运动的“清洁”标准不符，现实总让他失望。因此，他在给老舍的回信中问道：
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
对这样的问题，老舍自然无从作答，沈从文出任云南文协主席一事只好作罢。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置身于抗战文学运动之外，他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学运动的论争。1939年4月，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1942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回顾了战前出现的文学与商业和政治两方面结缘，结果随社会流行趣味盈虚消长的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进一步发展。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在这两个问题上，沈从文的取舍是明确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相继遭到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
沈从文的观点，同他一贯坚持的文学独立原则相关。一份“乡下人”的倔拗，虽然常常使他陷于偏执，却也保护着他的生命人格的独立，尽管生命人格的独立并不以偏执为前提。这份性格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在特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环境里的孤立｡
（节选自凌宇《沈从文传》）
（相关链接）寂寞不是坏事。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中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他的四十本小说，是在寂寞中完成的。他所希望的读者，也是“在多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节选自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