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乡村振兴是精准脱贫的逻辑延续。乡村振兴要求的“生活富裕”有着“脱贫”和“致富”的双重蕴涵，意味着农村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乡村振兴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又为精准扶贫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从五位一体、相互关联的角度，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方面的发展作出全面部署。乡村振兴的多措并举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三农”的问题，这无疑为当前农村的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摘编自张赛群《有序衔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
材料二：长期以来，中国在治理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大量的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纷纷流入广大贫困地区，贫困者成为被优待群体，由于贫困“耻感文化”的缺少，产生了一些人不以贫困为耻、反以贫困为荣的文化怪异，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千方百计钻贫困户政策的空子，依赖政府，不思进取、坐享其成，将扶贫资金看成“唐僧肉”，将申请到贫困救济看成实力的体现，认为有人脉才能成为贫困户。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影响选择效果，“耻感文化”缺失者选择被动接受的方式成为陷入“贫困陷阱”的精神诱因，因而丧失积极主动、勤劳开拓的生产方式来摆脱贫图的上进冲动，加大了贫困治理的难度。在后精准扶贫时代的制度安排中，遵循人类从神经、心理、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由低到高的认知规律，以文化认知作为人类独有的最高级认知形式为基础，嵌入到贫困治理的制度建设中，加强对心智不健全、社会素养不够、内生动力不足的“穷人心态”的制度矫正，复兴、发育儒家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发挥“耻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贫困治理中的宣教作用，强调羞耻之心在贫困治理中的约束作用，重塑耻感基础之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形成以贫穷为耻，以勤劳致富为荣的文化氛围，激发贫困者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实现贫困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唐任伍 肖彦博 唐常《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材料三：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一头连着广阔市场，展现着充沛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各地在推动消费扶贫方面开展积极探索实践，出台一系列支持消费扶贫的政策措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做法，消费也可扶贫的理念正逐步得到社会各界认可。比如，不少地方和单位明确每年以不低于一定比例的采购量采购贫困户的农产品，东西部扶贫协作城市与贫困县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个人以订单式生产认购、爱心认购、参与贫困地区“共享农庄”、协助购销对接等模式参与消费扶贫等。消费扶贫工作经过持续的探索、创新，内容与形式不断演化，成为中国减贫事业的生动缩影。实践中，实施二十余年的“闽宁模式”，成为东西部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黔货入浙、浙客游黔”的交流合作，写就了贵州和浙江两地“山海携手著华章”的传奇故事。
（摘编自石庆硕《让消费扶贫彰显更强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