薯叔
冬日的一个傍晚，风呼呼吹着，梧桐叶在街面上打着旋。尽管我不停跺脚，但扫过地面的寒风依然从裤筒里灌进来。那天，我去接女儿下课。
“怕是要落雪！”我回过头，循声望去，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双手缩进棉衣的袖口，拉低的毛线帽盖过眉骨，坐在一个街边铺子中，旁边是一个烤红薯的炉子。
“冷，真冷呢。”我走进铺面，站在他的炉旁，身上仿佛暖了一点。
烤红薯的炉子不高，烤熟的红薯密密匝匝地放在炉面上，能嗅到一股淡淡的焦香。
“等人吧？要不要来个烤红薯？”我点点头，更多的是想用红薯暖暖手。
“红心的，甜着呢。”大叔没有称，直接从炉沿上取下一个热乎乎的红薯递给我，
“尝尝薯叔的手艺。”
“薯叔？”见我不解，他爽朗地笑起来，“这条街上都这么喊我。”
我低头摩擦着红署，感受从手心传来的暖意。不一会儿，接连来了几个主顾，薯叔忙开了。大家离开时，都回头喊一声，“薯叔，天冷，早点回去。”署叔回一句，“路上慢点，回家趁热吃。”
炉子里的炭越烧越旺，通红的火光映着薯叔消瘦的脸庞，一双戴着跑黑手套的大手，不停地翻动着炉子里的红薯。
仿佛一见如故，薯叔话多了起来，竹筒倒豆子般给我聊起他的经历。他刚刚过完五十岁生日，从多下进城已经五个年头。之所以干起这个营生，跟一段往事有关。
薯叔年轻时在外地打工，有一年乘汽车回家过年，买票时却发现，藏在棉衣里的路费不翼而飞。他悻悻地走出站口，碰巧遇见一个卖红薯的外乡人。
“我也不顾脸面了，就和那位大哥搭话，让他借我一程路费。”薯叔回过头笑着问我，“你猜大哥咋说的？”
我话还没有出口，薯叔又接了过去。“万万没想到啊，那位大哥看我也是从农村出来卖力气的人，二话没说先招呼我吃个红薯。”薯叔说，“我一下子心里安稳了。”
接下来，薯叔不仅填饱了肚子，还顺利借到了路费。
第二年秋天，薯叔扛着一蛇皮袋子红薯到车站找到那住好心大哥。他说，自己不能吃昧心食，得知恩图报不是。“我拿出自家烤的土酒，在大哥家里喝得烂醉呢。”薯叔顿了顿，“打那之后，我也开始烤红薯。”
半个多小时的讲述里，我知道除了在家种红薯的老伴儿，薯叔还有一双儿女。几年前，儿子考进省城一所重点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大部分都是薯叔烤红薯挣来的。那晚我离开时，他又将一个红薯塞给我女儿。我要付钱给他，他连忙推拒：“自家种的，不值钱，让娃暖暖手吧。”走了老远，回过头，薯叔还在笑着和我招手。
又见薯叔，是一年之后的年关，我下班后往家里赶，突然听到有人跟我打招呼，“小伙子，过年回老家不？”我扭过头，正是薯叔。
不长时间的寒暄，我努力帮他打开一个心结。薯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找了份不错的工作，还处了称心的对象，想接他和老伴儿去省城过年。“怕给娃子丢脸呢，怕别人知道他有一个烤红薯的爹呢。”薯叔摇摇头，脸上的笑容倏然隐去。我一个劲宽慰薯叔，去吧，过年在一起就图个热闹，年轻人不会嫌弃这个家，更不会嫌弃您。
年后的春天再见到薯叔，烤炉换作了水果摊，他正拿着保温杯喝白米粥，人瘦了一圈。老伴坐在他身旁，不停地重复着：“慢点喝，慢点喝，别呛着。”
看见我，薯叔强打起精神招呼。他告诉我，过年去了省城，查出自己胃里长了个东西。我顿时心头一紧。“但是手术很成功。”看我面色凝重，薯叔补充道。拍着他的肩膀，我一时无语。大妈眼圈红了，低着头：“医生让他休息，孩子也让他休息，他就是不听。”“我要给孩子凑月供呢。他们不嫌弃我，说有我这样的爹不丢人。他们前些日子还回来陪我卖水果呢。”说到孩子，薯叔又露出了笑容。
（A）春天过后，我没有再见到薯叔；秋凉了，路过那条街，也没有看见薯叔。冬天时，我再来到薯叔的铺子，关着门，依旧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我有薯叔的手机号码。想打过去，但手又缩了回来。
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感冒了，在诊所打点滴，百般无聊，就发了朋友圈。突然一声手机提示音，薯叔的微信头像跳动一下。“小伙子，我是薯叔，你咋感冒了，天冷多穿点。我又开始烤红薯了。你有空过来，吃几个烤红薯，暖暖身.....
我知道，那个热情的薯叔又回来了。我告诉护士，把我的点滴调快一点儿，我要去
见一个老朋友，他在等着我！
（吴昌勇《人民日报》2019年12月9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