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位恩师
季羡林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_______、_______、______．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十分复杂，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四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当了一年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入学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讲座教授。当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米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他费了20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
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汇报成绩。很快就收到了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门槛一向极高，难得进入。现在竟有天赐机遇落到我头上来，焉有不愿意之理!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胡先生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籍名，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而且，还做了北大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此后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我同适之，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是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间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免不了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职员和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我作为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节选自《二月兰》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