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的职能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基本内容。
乡村治理。“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者矣” “治天下，必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我国历史上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吏一般虽止于县一级，但乡里纳入了国家行政治理体制。乡里行政组织及其吏员大体以唐宋为界，分为“乡官制”和“职役制”两个阶段，其地位前期高于后期。乡里基层组织兼有民间社区特征，如依靠乡里代表性人物、宗族乡绅力量，乡规乡约协同国家治理；通过树立乡村道德人物形象，建立以年齿为中心的礼制秩序，听取并选拔乡村舆论所称颂人物担任官职等多种手段，以贯彻国家意志。一些参与乡村治理的人物，非国家正式吏员编制，体现出一定的自治性，他们对国家力所不及的乡村事务进行补充，在许多时期发挥出较好的功能。但乡村治理并不能称为自治，因为无论在哪个时期，国家对乡村都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突出反映在司法权被控制在县一级。
知晓民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历史经验。秦王朝严厉的舆论控制，是其速亡原因之一。顾炎武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历代统治者采取派出风俗使者、巡视官员，邀请民间人士顾问对话，甚至微服私访等方式，了解地方官治理下的社会状况，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汉代著名的“盐铁会议”，就邀请了社会上的文学贤良参加，就盐铁是否官营等问题与官方公开辩论。而历代地方民众亦有向各级政府上诉、上告、举报的权利。汉代有“自言”“诣阙”上书制度。晋、唐、宋等朝代设有登闻鼓、诽谤木、华表木等，以接纳、知晓民意。明代朱元璋甚至规定人人都有至御前奏闻的权利，以达到“广耳目，防壅蔽，而通下情”之目的。当然，关于相关程序历代也有制度规定，如需要逐级上诉，严控越诉等。
社会救助。在《周礼》《礼记》等传统典籍中，已有政府应当承担社会救助的思想与救助内容和制度的设计。儒家的“大同”“仁政”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是我国社会救助思想的理论基础。我国是一个多灾国家，据学者不完全统计，从秦汉到明清，各种灾害与饥荒约有5079次。鳏寡孤独废疾贫等弱势群体的存在是社会常态。养老长幼、救灾济贫及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思想家和历代政府关注的问题。不晚于秦汉，政府在养老、救灾、济贫等方面都有相关制度措施。宗族与民间的互救互助是国家救助的补充，也是我国特色。历史上曾有采取以年龄分层的政府养老救助制，但效果不是非常理想。大力提倡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政府给予老人较高的社会地位，鼓励家庭养老的办法，显然是比较好的经验。
（摘自宪群《选贤与能政在国史上的国家治理》《学习时报》2019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