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疫情汹汹，防控是综合、复杂的全方位社会动员。在一个资讯发达、交通便利而又人口众多、观念多元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对于社会的组织动员，还是对于资源的统筹协调，抑或是消除恐慌、稳定社会和人心，都需要信息的充分流动和透明。
正因为如此，2020年大年初一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相关信息，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要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港澳台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加强合作、全力应对，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
在制度层面，我国也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突发事件应对中信息公开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以宪法为最高统领，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础框架，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具体规制，通过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和《国家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形成了涵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框架。信息公开与舆情疏导，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摘自支振锋《信息透明增强疫情防控信心》《法制日报》）
材料二：
注：数值为报告数量（篇）；百分数为每一类别所占的比例
（摘自覃杰《网络舆情发展趋势研b-基于人民网重要舆情报告的内容分析（2011--2016）》）
材料三：
为了研究大众传媒对民众特别是外国民众的影响，我们委托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抽取了108位来自美国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精英的实名推特账号，以2016年第一季度的推文为样本框，按照“被转发数”从大到小排序，然后抽取排在前15％的553条涉及中国的推文进行分析。分析发现，在涉及中国的议题设置中，大众传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西方主流媒体和大陆官方媒体分别位列这些精英人士转引消息来源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其中西方主流媒体占比49.7％，大陆官方媒体占比28.9％由此可见，美国推特网上精英人士关注的中国新闻主要来源于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同时他们又用自己的看法去影响网络舆情。大众传媒对民众的影响是具体而又直接的。这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上，大众传媒大有可为。
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举行时，我们抽取G20的17个国家（不包括中国、欧盟、沙特阿拉伯）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共2053篇，分析各国大众传媒对中国报道与各国公众对中国态度的关联度。研究表明，媒体报道与公众态度具有很强的关联度。一个国家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越多，其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就越负面；一个国家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越多，其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就越积极，说明媒体报道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公众对报道对象国的认知和态度。从17个国家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看，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是负面报道最多的领域，西方国家的报道几乎是清一色的负面消息，对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取得的巨大进步几乎只字不提。而正面报道最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赏，比如中国美食民间手工艺、民族舞蹈等，但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很少提及。可以说，“报忧不报喜”“厚古薄今”是西方媒体对中国采取的报道方针。这种不客观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国外民众，是不负责任甚至别有用心的行为。
（摘自李良荣《以大众传媒搭建心灵之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