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史不应无视旧体诗词
近几年，《中国诗词大会》《诗书中华》等传统诗词类电视节目一度在各类媒体上“刷屏”，其高人气可见一斑。诗词类电视节目的成功绝非偶然，它生动说明传统诗词在今天仍具有深广的群众基础，传统诗词背后所连接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仍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从人们对诗词类电视节目发自内心的热情来看，旧体诗词的阅读、创作及评论仍然是当代精神文化生活不容忽视的一部分。然而，翻开各类现当代文学史论著，却基本见不到现当代“旧体诗词”的踪影。一热一冷，引人深思。
传统诗词之“冷”，源自近现代以来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中国从来以“诗国”著称，绵延数千年的诗歌传统定义并深刻塑造着我们民族精神生活的整体品格。姑且不论《诗经》《楚辞》的滥觞、唐诗宋词的辉煌，即使是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语）逻辑下通常被认为以小说、戏曲为代表文体的明清两代，读书人也仍以“诗歌”为文学的正宗、以“诗人”为最高的褒扬。然而，这一诗歌传统在近现代出现巨大的断裂。造成断裂的表面原因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大潮以及白话文的提倡和推广，小说这一文体取代了诗歌成为中国文学新的“正宗”。其潜在原因是“进化论”逻辑在文学领域的消极影响：传统诗词因自身“不可避免”的落后与缺陷，“不可避免”地被“科学”“先进”的新诗所淘汰、取代。近几十年，在市场大潮挟裹而来的浮躁气息冲击下，中国诗歌传统的断裂就愈来愈严重了。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白话文学的兴起，大部分文体逐渐完成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换。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古典诗词不仅失去了文学主流地位，而且逐渐被排斥在“现代文学”之外。
其实在20世纪的文艺舞台上，旧体诗词的身影一直未曾消失：从1909年成立的南社，到上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的“怀安诗社”，再到1976年的“天安门诗抄”，乃至如今个性鲜明、自成一家的网络诗词创作，旧体诗词都展现着绵长坚韧的生命力。这些旧体诗词的创作者来自于广泛的社会阶层，郭沫若、鲁迅、郁达夫、毛泽东、程千帆、王季思、齐白石、黄宾虹……他们将旧体诗词与自身所长结合起来，开拓了旧体诗词的意境和表现领域。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旧体诗词”作品并非与现代绝缘。比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些“旧体诗词”的用字、意象、意境，无不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气象，它们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理应被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形态之一，甚至可以说，它们更直观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再创造。反对“旧体诗词入史”者多从旧体诗词缺少“现代性”这点来立论，可问题在于：倘若用以立论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暧昧含混、充满歧义的概念，且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近百年复杂的文学生态“水土不服”的话，那么这些反对的声音是否依然有效呢？此外，倘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无视旧体诗词创作大量且客观存在着的这一现实的话，我们何谈尊重历史、何谈学术研究的客观中正呢？
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尝试在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加入旧体诗词的章节，如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是，正如学科规范的确立一样，学科规范的修改以及学界共识的调整还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目前距离“旧体诗词”真正“入史”似乎依然遥远。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