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中华民族自古以文化为族群认同的纽带，而不是以种族、血缘或地域为认同纽带。这一本质特征远在统一的秦朝形成前就已定型。以文化为族群认同标志的文化基因，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传承具有决定性的建构作用。文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接受的，以文化作为维系族群的纽带，既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统一”成为华夏族群的本能驱动——自有周一代，“统一”就是中华世界唯一的理想形态，也是最终形态。
②除了以文化为族群纽带，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形成甚早、延续至今的文化基因，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向心”与延续，那就是建立在儒家话语之上的对“温柔敦厚”的追求。“温柔敦厚”，语出《礼记》，其指的决不仅是人的性格或态度，还是个人对于大道的追求，对民众、家国、集体的深厚感情和悲悯，或者可称为“集体性考量”“整体性思维”等等。在四海升平时，“温柔敦厚”使一个人与邻为善、乐于助人；在天灾人祸时，“温柔敦厚”使一个人为了他人、家国可以慨然赴死。“温柔敦厚”的文化基因依然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时期——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华夏传统中一些鲜明的文化特质，如好仁、不武、中庸等等，甚至诗歌的声韵对偶、楷书的端正庄严等艺术倾向，无不生发于“温柔敦厚”。
③是什么塑造了华夏历史的这种文化基因？我以为，文化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从文化中找寻答案。
④文化是可以被引导和塑造的。中国从汉代起尊崇儒家学说，唐宋时期的政治家又以非凡的政治智慧设立并发展了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使儒家的精神追求、文化倾向与普通大众的人生之间形成了无法脱钩的紧密联结，从科举制开始，儒家文化开始突破社会的上层，渗透至社会的每个阶层。文化具有可引导性、可塑造性，那么，如何讲述历史、讲述历史的源头就是塑造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帝王的封禅巡守，以及几乎持续整个封建王朝时期的尊孔祭孔，其实都是维系族群历史记忆、保持文化基因传承的外在形式。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不断地讲述希腊文明如何恢宏，也正是欧洲人塑造近代欧洲文明“合法性”的历史叙事。而回顾自身，辉煌多样的文明形式、自源头时期就具有的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心态、“温柔敦厚”的价值追求，是我们的文化在伊始时期就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换句话说，中国历史的文化基因从根上来说是健康的、有活力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如不用心维护和引导，基因也可能发生变异。放之于当下，如何讲述历史，如何追溯历史记忆，正是维持文化基因健康持续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王学典《江山胜迹，我辈登临——谈中国历史传承中的文化基因》）
材料二：
①汤恩比说：“就中国人杂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②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历经夏、商、西周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铁器时代。同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中国古文明在青铜时代没有为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所中断。
③中华文明在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比周朝更发达的秦汉时代挺进。过了近600年，到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发生了民族迁移，还出现过若干少数民族的政权。但这些都属于常见的朝代更迭，没有产生本质变化。中华文明继续前行。
④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中华文明的传统又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丰富。以后虽有元和清两代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但这些皇朝都在中华文明体系下行政理事。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
⑤从世界历史上看，两河流域与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走出野蛮、走进文明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创造了人类早期的辉煌，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办教育，兴文化，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然拥有灿烂的诗篇，也有远古的法典，有宗教，但没有史学。在古代，只有古希腊和中国不但创造了历史，而且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史，古希腊人没有形成数代史家连续按时叙史的传统。
⑥古代中国是史学大国，也是史学强国。政治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又为中国史学的连续性提供了丰厚的内容。从甲骨卜辞到金器铭刻，从《尚书》《春秋》到由历代史家编撰的文化长城——《二十四史》，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见证。
⑦中国历史资源之丰富，史事记载之连续，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感到惊讶。他在《历史哲学》中曾这样写道：“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⑧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所产生的标志性成果。汉字的整个发展过程清晰连贯，没有发生过断裂。圣哲的经典通过汉字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明延绵发展，始终充满活力。
（摘编自杨其乐《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开放性特质——基于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