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迈向“碳中和”有难度也有后发优势
——访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教授
随着各国为了发展经济而消耗能源，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对地球生态系统形成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还要迅速减下去；到2060年前在实现温室气体深度减排的同时，还要采取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的方式，全部抵消剩余排放量，实现净零排放，这就是“碳中和”。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主要对策是什么？国家、部门和地方层面在制定“碳中和”路径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何建坤教授。
记者：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何建坤：欧盟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实现了“碳达峰”，美国则在2005年左右实现“碳达峰”，它们距离2050年实现“碳中和”大概有45年到70年的时间来过渡。此外，它们都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实现“碳达峰”，经济呈内涵式发展，增速趋缓，可以很从容地推进经济发展与能源脱钩。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与发达国家相比时间大大缩短，减排的速度和力度要大得多。同时，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未来经济增速仍有较高的预期，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发展阶段上要比发达国家来得早，因此难度明显更大。不过，我国也有后发优势——近10年来，全球范围内，风电、太阳能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与发展日新月异，成本大大降低，使我们能够更迅速地实现能源和产业低碳转型。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趋势下，经济、贸易、技术等国际规则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深度脱碳、零碳技术已成为科技发展前沿，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具有明显的竞争力、拥有广阔的市场……这些都将激励着我们去抢占先机，获得优势。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有条件的地方具体指哪些？
何建坤：有条件率先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碳达峰”的，有这样两类地区：一类是深圳、上海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因为经济转型领先，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已非常缓慢，经努力有条件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另一类是我国西南部地区，可再生资源禀赋好，拥有丰富的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可以通过能源结构调整，即以新能源的增长来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因此也可以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记者：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十四五”期间非常关键，需要采取哪些必要措施？
何建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即“十四五”期间要强化单位GDP能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双控指标。与此同时，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十四五”期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可达到19%左右，非化石能源占比约达20%；要坚决控制煤炭消费量反弹，到“十四五”末实现煤炭消费稳定达峰并开始持续下降；在此基础上，“十五五”期间可努力实现石油消费量达峰，天然气消费增长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可由煤炭消费量下降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来抵消，从而保障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峰。
记者：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主要对策是什么？
何建坤：我国当前温室气体年排放量约为1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73%，工业生产过程二氧化碳排放约占10%，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约为17%，而农林业吸收碳汇每年约增加8亿至10亿吨，仅相当于排放量的7%左右。未来，随着新增林地面积潜力减少，主要依靠加强林地管理增加森林蓄积量，到本世纪中叶，每年新增碳汇量将难以高于现有规模。因此，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主要依靠减排，特别是能源系统要实现自身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
记者：请您描述一下我们进入“碳中和”时代后的社会图景。
何建坤：进入“碳中和”时代，首先标志着人类的文明形态会发生改变。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那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再依赖地球的矿物资源，也不再破坏地球的环境，而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协调发展。
其次，人们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财富观念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有钱了，你可以买大房子和高档车，这是财富的标志；将来，为了保护地球环境，物质消费会以低碳、绿色为价值导向，比如共享电动汽车就会替代私人小汽车而变为主流消费模式。
最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将促进生产方式的改变。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发布自己的“碳足迹”，制定“碳中和”目标——这也是企业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需要。当前，人类社会迫切需要一场自觉的革命，既有企业的自觉行动，也有公众的自觉参与，如此才能营造低碳发展的社会氛围，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总之，“碳中和”意味着一个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时代结束，一个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时代来临，一个全新的绿色发展时代开始。
（张蕾《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01日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