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生活的人（节选）
[日本]小林多喜二（注）
我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来是一星期一次，再后来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支部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有时一天要进行十二三次联络，早晨九点钟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住处，脖颈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脑袋像针刺似的发痛；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趴在铺席上躺下了。最近这些日子以来，我简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由于过度的疲劳，大概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就像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睡觉。我想起我父亲在秋田种地时的情景，他从地里回来，常常连沾满泥巴的草鞋也来不及脱，跨进门槛就趴在铺席上睡起午觉。父亲不顾身子，拼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磕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接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现在当我不能不趴着身子睡觉的时候，不由得不想到自己慢慢地跟父亲有点差不多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拼命地干活来逃脱地主的剥削。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况和父亲不一样了。虽然我跟自己唯一的母亲断绝了往来，弟弟妹妹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如今连跟笠原住在一起的生活也牺牲掉了，而且连自己的身子也快被工作拖垮了。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像我父亲那样由于被迫着要更好地为地主资本家服务，而恰恰是为了反对地主资本家。
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识别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经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和厂子里属于同一个工会的伙伴们（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是作为那里面的反对派在进行工作）在新宿、浅草之类的地方一边散步，一边聊闲话；虽然受到工厂支部严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像合法生活中应有的“交际”，看看电影（最近我连是否有电影的存在都完全忘记了）以及饮食吃喝之类的事情，仍然占据了我相当的一部分生活。有时还由于这些个人生活而把支部的工作拖后了一两天；而且个人的荣誉心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为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的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料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两三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最初开始过这种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好像小时候和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待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难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当然啰，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我已经经受了真正的困难的考验。喜欢引经据典的S，听我说要过“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他就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也不知道疲倦的人"。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
……
快到月底了，看来工厂在三十号或三十一号就要实行解雇。
我们一向在传单和小报上号召必须要反对战争。如果工人们一旦因解雇而起来斗争，那就会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工人们会以“童话般的速度”，懂得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战争。尤其是在制造军需品的工厂，可以引起目的性很明确的斗争。——现在首先必须要发起斗争。
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有删改）
【注释】小林多喜二，日本共产党党员，革命作家。1933年2月20日，因内奸告密而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威武不屈，当日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岁。《为党生活的人》是他最后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共产党人在一个军需工厂秘密地鼓动工人进行反战斗争的故事。
